开着开着会，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来了，这个感觉想必很独特。不过这篇赞扬陈永贵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多，陈永贵要名震四海还得再干点更惊人的事。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住了。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他往村里打电话唯物主义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而创立的关于社会发，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破坏。大家都感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榻地毁人亡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人员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前一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榻。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眼窑可以住人。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滩，玉米全倒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东倒西歪地翘出了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像大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2．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连讲，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着陈永贵叫着：“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大家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永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地我们能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B57
大寨人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地一闹，社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五年修地十年修房的恢复计划仍然显得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几百年才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地。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行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冬天住在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多口人都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他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也有了喜色，也承认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起西边倒，陈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有人一边捆一边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来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要”。B58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头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79）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己的特性创造的，“人的上帝就是人”。这部著作标志了费尔，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茶杯唱上一口水，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们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后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是战前日本唯物主义研究会，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效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动，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和范银怀的笔下，就是组织千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险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力量，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转移了。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运动的各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特定的典型。首先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由于土改的时间和地区差别很大，这一阶段只能产生诸多的地区性典型。其次是互助组和合作化，开始限制和取消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的著名典型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还包括李顺达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特别激进的一跳，直接蹦到了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有制单位直逼公社一级，农民的私人生活都被迫集体化了，农民的权利被压缩到了最小，党政干部的权力扩张到了极点。这个阶段的旗帜，有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跃进失败了，离天堂不远的徐水人大片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力气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的人。这个阶段的许多典型后来都成了笑话。将息数年后再次爬起来，农村究竟往哪里走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死守人民公社的阵地，击退了“单干风”和“三自一包”（注：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主持制订了可以视为人民公社最低纲领的《六十条》，但是还缺少一个可供全国学习的先进的典型，一面举在人民公社前边的旗帜。只要能找到这样一面旗帜，一个理想中的设计就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能在现实的世界和人们的眼前活起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理想的生命力的证明。毛泽东开始搜索他中意的旗帜。
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谈到了陈永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联系人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来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稳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