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也在这一年里继续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
如果我们透过这段历史的河面往更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即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苏联否定了西方的道路，改了所有制。毛泽东也学着苏联改变了所有制。但他在否定历史老路和西方道路的同时，又否定了苏联的道路。现在，别出心裁的大跃进已经栽了跟头，他必须拿出新的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的书记和少数部长。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豁出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皱纹又深又长，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上毛泽东的生日宴席，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据陈永贵说，周恩来总理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当权派与贫下中农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在两年后导致刘少奇下台。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②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其他中央常委坐在别的桌子上。各就各位后，毛泽东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家吃顿饭，在座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了茅台，大声说道：“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议论纵横，说到社教运动中有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批评四清四不清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警告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罪名都是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从最高领袖的口中说出，难免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注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这是一次味道丰富的政治宴会。在后来的回忆中，它多次被人提起，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味。陈永贵反复回味的是这份殊荣。在这次宴会上，陈永贵还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确实得到了一份殊荣。十天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打算好好向乡亲们讲一讲他这次上北京的了不得的经历。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乡亲们围着他问长问短，羡慕得两眼放光的情景。没想到，在村里等待他的是一瓢冷水，是干部们寻死寻活的绝望。
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在大寨“挖虫子”。没有人对他的殊荣感兴趣。在讲述这段决定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态度的经历之前，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陈永贵四十九年来走过的道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竟然创造了中国农业的头号样板，从一个穷山沟的破窑洞走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宴席，看看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选择了他，怎么样发现了他，这里有哪些必然，又有哪些机遇
二、金小的人生基础课
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④，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孔破窑洞里。这个地方与当时还极不起眼的大寨村隔着一座虎头山。陈永贵的父亲陈科妮本来是距大寨约15公里的小石山村人，官名叫陈志如。陈志如家境贫寒，兄弟五人都背井离乡出去找碗饭吃，陈志如也带着怀孕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到小南山来扛活卖力了。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使这位农民觉得很不一般，就给儿子取名叫荣贵，后来又改叫永贵，小名则叫金小。这样一来荣华富贵都占全了。“永贵”这个大号并不常用，直到陈永贵30多岁了，不少人还是叫他“金小”，比他年龄小点的人则叫他“金小哥”。
陈永贵出生的那一年，北京闹开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上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要民主、要科学、反封建。一时间风起云涌，许多即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影响的人物开始了各自的探索和活动，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之路。在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紧接着又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对于昔阳县的小山沟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遥远了。如果硬要找出一点什么影响来，那就是各村的私塾均奉命改名为国民学校。可是无论它叫什么，陈永贵都不会在这里受到自己的启蒙教育。他的父母每日只是扛活要饭，陈永贵还在吃奶的时候便随着母亲讨饭了。
1920年昔阳大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没有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当童养媳。过了不久，陈志如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这一年陈永贵六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懂得什么叫卖掉母亲、姐姐和弟弟了分析了王权、行政权、立法权、君主制和民主制、君主主权，至少他早已会发问了。如果真的出现过传香火的儿子向父亲发问的那一幕，如果这位父亲不揍儿子一顿，不叫他滚开，那么唯一可能的回答大概只有一个字：饿。
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来得格外惨烈，令人刻骨铭心。据昔阳县一位陈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考证，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不久又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夜晚，他谁也没告诉，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陈家的祖坟在那里。据说这片坟地风水极好，坟前一棵老松树长得很有气势，风水先生说这是光宗耀祖的预兆。然而这话在当时看来并不应验，陈家祖祖辈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陈志如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没有一个回家善终⑥。陈志如一定要落叶归根，一根绳子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吊死了。⑦
陈永贵的族亲们到大寨找到陈永贵，问金小怎么办他爹的后事。据说陈永贵一声不吭。族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回去料理了陈志如的后事。
这就是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也是他的人生基础课。饥饿迫使他七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使他成为孤儿。饥饿还将伴随他很久。这样的人生基础课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陈永贵对于粮食的强烈关注之天的某些特点。宋人以天为宇宙本原和人性之本根，摒弃，对于修建旱涝保收的农田的强烈兴趣，正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早期人生经验之中。
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两位老太太祥老人和孟老人收养了这位外乡人留下的孤儿。两位老人去世后，孟老人的儿媳妇稳周老人又继续照顾陈永贵，陈永贵把稳周老人认作干娘⑧
与稳周老人的善良相反，宋莎荫描写道：“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⑩
在人际关系方面，陈永贵的人生基础课并不完全是由温情和阶级压迫构成的。大寨有贾家和赵家两大姓，稳周老人就是贾家的寡妇。要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的村子里站住脚，抬起头，陈永贵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为抽象概念具有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善于运用，表现出更大的度量。陈永贵长大后，稳周老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她的儿子娶亲不久就死了。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成了好庄稼把式，他在武家坪当着长工，同时帮助稳周老人种着十几亩薄田。贾家人担心陈永贵占稳周老的遗产，常常跟他找点别扭。下面是秦怀录的两段描述。
“有一次，与他们同一个院居住的贾四元趁着陈永贵出门远去，夜里没等他回来就故意把大门关上了。陈永贵回来，看见大门关着，窝着一肚子火气，便梆梆敲起门来。大个子寡妇(稳周老人的儿媳)从不恶语对人，这次却亮开嗓门在院子里骂起来：‘什么人的指头发痒得不行，人还没回来上什么门？’贾四元说：‘门是我关的，怎么着？咱院里两家人，你一家我一家，你看还差着谁？要是外边随便进来一个人也称贾家的人，这门就什么时候也不能关了！’
“贾四元说的话里有话，大个子寡妇听了一肚子气。陈永贵大摇大摆地进了院，权当没听见似的，躺在炕头上睡觉去了。稳周老人却忍不住了，她在上房嚷道：‘老四，你说什么一串院两家人，你一半权我还有一半权，你以后想关门，把你那一扇关上，那另一扇给我留着。’
“有一年除夕，陈永贵要回石山老家过年，贾四元便在街门前撒了一条石灰道道，按封建世俗观念就是‘撒扫尘除大灰’，永远不叫杂姓户登门。陈永贵却不管这些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过了年从石山回来以后，两条腿往石灰那边一迈，照样和婆媳两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聊天。”
后来大个子寡妇得重病去世了，陈永贵以兄弟的身份给她送了葬。又过几年稳周老人也去世了，陈永贵为他的干娘披麻戴孝，料理了后事，然后将老人的遗产全部归还贾家。
陈永贵没有占小便宜，不怕吃亏，因此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一个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对于阶级压迫缺乏仇恨，对于帮助别人不感兴趣，从小就挖空心思占小便宜的人，很难创造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样板。勉强为之，恐怕在心理方面就要累死。机遇选择人，同时也挑剔着人的早期生活经验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陈永贵长成了一条不那么寻常的汉子。耕耠拉打、簸笸扬场，全套的庄稼把式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精的。他干出来的活让人看了眼里舒服，心里服气。凭着这一手好庄稼活，他当长工卖力气不仅不愁找不着东家，在侍候谁不侍候谁上竟然还有点选择余地。以他的才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长工混碗饭吃，甚至养家糊口，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陈永贵就干出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每年元宵节，大寨的富户们总要出一笔钱，叫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灯，敲着鼓打着镲自龙山而虎山舞上一圈。一是看着热闹红火，二是图个吉利。陈永贵在耍灯的那伙人里管擂鼓。有一年耍龙灯前，这伙庄稼汉聊起了穷人富人与吉利不吉利的话题。众人骂财主几句“狗日的”也就算完了，陈永贵却说他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
他与穷哥们打了个赌，自做主张改了耍龙灯的常规路线，先从贫苦人家聚居的狼窝掌一带舞起，上虎山过龙山逆行而至富户集中的地方结束。这么一来，穷人倒看了一回热闹红火，富人们掏钱只看了残烛残灯。更要紧的是这帮穷小子把狼窝掌一带的穷气晦气引过来了。
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20个工。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标志。
在陈永贵17岁至30岁这段时期，即1932年至1945年，昔阳境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年3月，乔增禄等六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日本人占据县城，共产党占了皋落镇，扫荡和反扫荡、游击战、石雷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接连不断。翻开县志，日军将某某等23人活活烧死、抓走38人除3人逃脱外全部活埋、13人被“练枪刺”刺死、300多人在村头三角粪坑内被机枪扫、手榴弹炸，全部遇害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B11据说，当时大寨的村长贾泰元和一些村民之所以推出了陈永贵，就是看中了他的胆气和能言善辩。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宋加吉初次见到陈永贵，正是这位小伙子找到他的头上为大寨的一位老羊倌打抱不平。老羊倌不慎，东家的羊死了一只，地方非逼他着赔。老羊倌穷，愁得不知怎么好，于是陈永贵出头替他找共产党的干部告状。宋加吉对这位年轻的庄稼汉的能言善辩印象极深，一直记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