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资料的长处是生动而富于色彩，短处是有可能发生变形。人的记忆是有倾向性和选择生的，而且每个人肯说出来的东西又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第二方面的资料来源于陈永贵本人的讲话。陈永贵爱谈过去的事，这些讲话很多都被仔细记录下来存入档案。我翻阅了昔阳县档案馆所存的1950年至1980年所有与陈永贵直接有关的会议记录和他本人的讲话。在此我要向昔阳县档案馆的诸位工作人员致谢，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是很难完成的。
陈永贵本人的讲话对我了解他大有帮助。他的讲话朴素生动，读来常有如见其人的感觉。不过这方百的资料也有弱点，陈永贵讲的历史难免要受到塑造本人形象的考虑的影响，未必与事实完全相符。
第三种资料来源是报刊书籍和各种材料中关于陈永贵的活动和言行的原始记录，以及昔阳县志办公室、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编写的陈永贵传记材料。我要感谢所有上述文献或材料的作者，尽管在这些材料上很少见到他们的名字。
在这部分资料中，最可靠的无疑是大量的原始会议记录的活动记录。经过记者和宣传干部加工的材料则较农重地透出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好恶来。
上述三个来源的资料各有长短，我尽力将这些材料相互印证，以逼近历史事实。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毫不失真，我只能郑重地向读者保证；我写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绝无虚构夸张之处。如果我写某一天的天气晴朗，那么，只要气象记载没有错误，这天的天气肯定就是晴朗的。
最后我还感谢《农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提供的诸多方便条件。特别要感谢刘震云先生，没有他的提议和逼迫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写这本书。
作者
1992年8月
修订版后记
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转眼六年过去，我又读到了一些权威性的新出版物，譬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先生的《“文盲宰相”陈永贵》，等等。我发现本书第一版对陈永贵和一些事件的描写有不准确的地方，更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次有机会修订，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这个修订本的增删修改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处，以字数计，大约在两万字左右。每改动一处，我都感到离历史的真实近了一步。但是我仍然不敢宣称我写下的东西毫不失真。特别是关于陈永贵文革期间在中央活动的情况，我所依据的材料零零碎碎，几乎毫无相互印证的余地。如果有一天，有关档案材料开放了，如果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版，我相信这本书还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些。
我当过插队知青，在山区农村当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领和督促社员们学过大寨。我当时很认真，但我失败了。因此，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心中的一块“病”。我的这种经历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历史，也许会妨碍我认识历史。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注定是抹不掉的，并且会在本书的关注角度、侧重、选材、观点和笔调之中体现出来。我尽力超越这种局限，但我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这一点告诉读者。
大概在1975年，北京农展馆举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我去看了。当时看到的主体内容，现在已全无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出门时见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放得很大，那是一群大寨农民拿着书本从夜校中走出的景象。照片上的八九位农民咧嘴笑着经取得的成果所作的总结。第一次把“社会心理学”这一概，头上系着白毛巾，似乎穿着黑棉袄，背后是夜校的灯火。图片说明的大意是：大寨社员白天下地生产，夜晚上夜校学习政治，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心中大动，一种很悲哀的感觉从心底翻卷上来。大寨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代人的未来。那张照片中间的一位农民好象已入老年，我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尽头的真相。我站在照片前边想，难道人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白天下地生产，晚上读报纸学文件？这就是我们奋斗终生所要争取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敢往下想。
我看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照片，读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介绍，这些信息或者模糊淡忘了，或者合乎逻辑地整理编排起来。惟有这幅二十多年前看见的照片，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不理会任何逻辑地闪烁着。
吴思
1999年1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