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注：以上内容出自山西省档案馆省委常委记录，转引自张怀英先生的一篇手稿。）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30多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有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注：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识字。我见到过这二位留下的笔迹，朱元璋的字迹熟练流畅，中学水平以下的人恐怕写不出来。朱棣的字迹不仅流畅，还相当有功力。而且朱元璋嗜读史书，对历史人物和历代史实很熟悉。）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成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关注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与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注释：
1．《关于四清问题的讨论》，1964年12月20日。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56页。
2．《陈永贵在批陈大会上的插话》，1971年5月25日。
3．资料来源于1991年8月30日我对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的采访。其他一些陈永贵的熟人也向我做过类似的描述。另见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62页。
4．以新华社1986年3月发布的陈永贵逝世，“终年72岁”的消息推算，陈永贵应生于1914年。昔阳县氮肥厂干部秦怀录在他的《陈永贵沉浮录》一文中也将陈永贵的生日定在1914年正月初一。昔阳县办公室编纂的《昔阳人物》和昔阳合作化史办公室整理的《陈永贵传》则将陈永贵的生日为1915年正月初一。考虑到陈永贵习惯以虚岁计算自己的年龄，定在1915年似乎更为合理。
5．据燕凌在《大寨高风》一书中介绍，陈永贵的父亲卖掉老婆孩子后在大寨换下一小块荒山地。不过陈永贵一直说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论如何，陈氏父子当长工，成分为雇农，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另外，陈永贵多次公开说到自己八岁起给地主放牛，以周岁计算则为七岁。
6．据燕凌著《大寨高风》：陈永贵的大伯靠讨饭度日葬身于黄河滩上。其四叔在太原做工，被日本扔进矾窑烧瓦。其五叔精神失常，被人砸死在荒山上。
7．昔阳县志办公室所编《昔阳人物》中的“陈永贵”条称：其父自杀于1940年。是年陈永贵应为25岁。正在写“第一个大寨县”一书的李志明与陈永贵私交颇深，他给我讲了一个传闻：陈氏父子关系不睦，一天吵翻了，陈永贵还动了手，陈志如遂自杀。如此，陈志如也应死于陈永贵成年之后。秦怀录则坚称陈志如死于20年代，并告诉我他反复调查过。秦怀录对陈永贵的早期生活极熟，他的说法也与陈永贵幼年由一位寡妇带大的经历更吻合，故从秦。
8．据《昔阳人物》，寡妇的名字应当叫李月妮。
9．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10．莎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11．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发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范银怀曾于1964年查阅陈永贵的档案，他写道：“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12．《昔阳人物志》载：“因陈永贵送到日伪据点的情报尽是糊弄搪塞之词，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严刑拷打”。1971年5月23日下午陈永贵在批陈(伯达)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有一次在大寨展览馆发现我在四三年因送粮被敌人抓捕过，……”两种在被捕原因上说法不一，从陈。
13．见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语法上稍有改动。
14．《陈永贵同志的报告》，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农工委翻印。
15．《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16．劳力好、土地好、耕畜好、工具好。
17．1991年8月28日上午我采防郭凤莲时的笔记。下一段引文出处同此。
18．引自《大寨支部学习璩寨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19．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九、十五两章。
20．《一区大寨农业社初步试行短期包工的情况》，1953年6月21日。
21．《大寨支部学习璩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种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22．同注20。
23．同注21。
24．关于统购统销和“炸药”之就可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至267页。关于农民自杀的情况可参阅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进行的时期》第5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5．对整个过程陈永贵曾多次详细描述过，见《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等。
26．《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7．《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28．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29．《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页。
30．转引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26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1969年7月。
3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1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32．见第六章《农业学大寨》，第137页。该书由山西省社科院编写出版。所引文字据作者说也是引自当时的档案材料，不过我未查到，故转引。需要说明的是：大跃进时期未经被报道人的同意胡编乱造的文章并不少见，这几段引文未必真实地表现了陈永贵在当时的态度。
33．《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6页。
34．《陈永贵在鸣放洗澡会上的发言》1963年12月。《陈永贵在北方会议上的发言》1970年9月9日。
35．同上。
36．几段引文的出处是：《陈永贵在山西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报告》(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37．《陈永贵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的发言，(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