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方面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操心。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家，又从贾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转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十三、陈当家的之四：轶事四则
五十年代初中国闹开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宋立英要与贾进才闹离婚。
宋立英是外村来的童养媳，当时是村里的干部，后来曾当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她在贾进才家中长大，与贾进才结婚后也过得不错，只是年龄差了20岁。有人就劝宋立英，说那么个老头了，跟他离！宋立英耳根子软，经不住好事者一劝再劝，再看看贾进才也确实长得老气了点，40来岁真有一副老头样，于是就闹着要离。贾进才不肯离，愁得整天唉声叹气。
陈永贵见不得离婚，“宁拆一座庙，不破一家亲”么。更何兄这两位都是与他关系极好的村干部。这时候正是夏天，大寨的习惯是把牛赶到深山里，找个凉快的地方放。陈永贵就叫贾进才去放牛，说这几天你就别回来了。
次日，陈永贵到了宋立英家，丧着脸问：“老贾有不旧的衣裳没有？”宋立英说没有，昨啦？“唉，”陈永贵叹道桑塔雅那（George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村里还得给他准备上，再弄点材来。”宋立英急了，说到底是咋啦？
陈永贵满脸苦相地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人有不顺心的事就容易出事。老贾赶牛，摔下坡啦，没救过来。”
宋立英一听就哭起来，捂着脸坐在炕上哭得很伤心。陈永贵说：“你哭个啥？你不是闹离婚么，不是一家人了哭啥哩？”
宋立英哭着说：“唉，老贾也是个可怜人哩。”
陈永贵拍着桌子怒道：“宋立英！你别装哩！你还哭哩？是你闹离婚不是？”
宋立英伤心之下认了一大堆不是，说了贾进才一大堆好话，表示了一大堆后悔。这时陈永贵才笑嘻嘻地告诉她这是一场骗局。——从此宋立英和贾进才居然也就和好了，不再闹了，并且一直到九十年代，一位六十，一位八十。
另一则轶事听起来很像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里的奇闻。
1960年春，物价飞涨，昔阳境内粮食卖到一块多钱一斤，谷粮七八毛钱一斤，谷草也四五毛钱一斤，都比平常的价格高出十倍以上。这三样东西大寨都不缺，好几个窑洞都装得满满的。
一天去了个买谷草的，找到陈永贵，出价三毛。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毛的谷草。那人道：“你嫌少？三毛五？四毛行不行？”陈永贵道：“那我更没了，你到别的队买吧。”那人说，你这人也怪，明明有草咋不卖？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四毛的谷草，有三五分钱的谷草。”
买谷草的笑道：“这下我算找着了！那就三五分钱卖给我吧！”陈永贵道：“可以卖。你是自己用还是卖高价？”那人反问：“你是认钱还是认人？”陈永贵道：“你一边去吧，我认线。不卖。”那人一听口气不对，不敢多说，走了。
过了两天，赵壁的党支部书记乔显福来找陈永贵。他那个村有300多头牲畜缺草吃。这赵壁素有米粮川之称，乔显福来求大寨颇有脸上无光的感觉。他问陈永贵：“我买点谷草，你有没有？”“有，你买多少？”陈永贵说。“那你给咱闹个几千斤。”陈永贵道：“你300多头牲口，正是下种季节，几千斤能解决了问题？给你闹上几万斤吧。”乔显福说：“那就给找一万斤吧。多少钱？”陈永贵道：“国家牌价5分，咱就按5分算吧。”乔显福说：“你不嫌少吗？”陈永贵道：“咱集体对集体，不能卖高价。”
消息传开，缺草的各村纷纷来买，大寨剩余的四万斤谷草很快就卖光了。次年，一窑粗糠和一窑细糠也分别以每斤八分和一角的极低价出卖，买主闻蜂拥而至，陈永贵就想出个控制购买的办法来，让买主出示介绍信和证明信。集体卖，贫下中农卖，其他一律不卖。
类似的故事在1964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年大寨买了一头耕牛，又肥又壮，可是摔了一交把骨头摔断了，不能使了。陈永贵想把牛卖给食品部门，刚赶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头一个开价五十元，另一个开价六十，接着又有出七十出八十的。陈永贵就是不卖。吵吵嚷嚷的正乱，来了个食品部门的人，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这一下市场上就如同炸了锅，哄传有个傻瓜卖牛，神经啦，给八十不卖，给二十七卖了。
陈永贵任凭人家去说去传去猜，直等到卖足了关子，他才解释道：“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尽管如此说了，众人还是连声叫怪，说：“还没见过这样的稀罕事哩！”后来有个外国人参观大寨，陈永贵就把这几件事向外国人讲了。听了第一个故事，那外国人说：“这一条就够我们学习了。”听完第二个故事，外国人说：“这两条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陈永贵说，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点。
不把病牛当好牛卖倒也罢了，好好的谷草为什么非要以十倍的低价卖出去？一位成分不好的大寨社员当众发骚说：“那么高的价钱他不卖，卖五分钱！你看这些干部怎么要啊，要这些干部干么哩！”陈永贵揪住这个反面典型，把他的历次破坏言论都收拾在一块，“让他一桩一桩认罪，累计起来给他算老账，新账旧账一起算。”陈永贵上纲说，“那是你们在旧社会办的事，我们是新社会，不能办那事！”
三年困难时期，陈永贵还不干过一件很特别的事。
1960年秋，玉米已经上了场。那时全国正在闹饥荒，粮食特别金贵，大赛特地多安排了几个看场的。一天凌晨，一位看场的社员听得黑暗中有响动，揉揉眼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瘦高的影子背着半口袋粮食正想溜走。看场的发一声喊，几位汉子跳起来便追了上去。那瘦高个子显然道路不熟，背着半口袋玉米跌跌撞撞在暗中没跑多远，脚下一溜掉进一条沟里。他也不要粮食了，爬起来又跑。跑了不远就被看场的汉子逮住，人赃俱获，扭送到陈永贵家。
陈永贵刚起床，打量了一眼被抓住的小偷，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据说是邻村金石坡的人。陈永贵对看场的摆了摆手，说行啦，我来处理，你们回去吧。他让老伴盛了一碗饭端给那孩子吃，那孩子不吃。陈永贵说：“吃吧。我知道你家里没吃。现在是灾年，你们金石坡也闹灾。我知道你吃不饱。你有吃还偷玉茭？”
那孩子又哭又吃，眼泪叭叭地往碗里掉。陈永贵道：“你不要哭了，你吃吧。你肚子饿么，我知道，饿肚子可不好受哩。我就是饿肚子才逃到这村来了。”那孩子听了，愈发哭得厉害了，直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吩咐人给这孩子装了半口袋粮食，说：“这也够到秋了，可别偷了。也该好好做人，要得来，偷不来哩。”
那孩子背上粮食，一路哭着走了。
陈永贵知道了这人的姓名，知道他是郭凤莲在武家坪的同班同学，便把郭凤莲叫来吩咐道：“可不能对人讲，不能给人传啊。孩子小，才开始做人，要做人哩，传开了以后咋做人呀？”陈永贵威信高，有了他的话，郭凤莲等人果真守口如瓶，一字不提
十四、毛泽东击退包产到户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刮起了一股风，中南海里掀起了几层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差点没有学大寨这一页，陈永贵也险些永远不为昔阳之外的人们所知。
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以翻番的速度急剧上升，其中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尤为严重。安徽的人口死亡高达6.8%，即每15个活人中就有一位于当年死亡。一年下来，该省的人口一年净减少了2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6%。将于二十年之后冲垮大寨模式，席卷中国的大包干，就在这片饥寒交迫的土地上露头了。
这是一股从农民的心底刮起的风，它不约而同地从好几个省同时出现并迅速蔓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打着各种旗号的“包产到户”。20%可不是小数，它至少代表了一亿多农民。
后来当了《农民日报》总编辑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这样描写他当时见到的大包干：“社员对生产不积极，队长说：‘喊破了噪子砸碎了钟，也是不出工’。大片地荒了，集体瓜炕坏了，牛饿死了于概念中的对立原素保持着自身的原始统一性。而在自为阶，社员无动于心，干部也不着急；可是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肥多、水足、苗壮。”张广友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了一番阶级成分，发现“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B49
数万万农民的愿望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很快就在与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表，并且通过他们向最高层提出了制度变革的要求。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责任田”。在毛泽东看来，搞责任田就是搞单干，而单干是违背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他所理解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他要继续搞人民公社。当然，要比大跃进时期的一平二调规矩一点。B50
1962年2月，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大讲了一通安徽的责任田的好处，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所必需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B51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说搞责任田是方向错误，邓小平说：“华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B52
刘少奇显然也注意到了农民的愿望。1962年7月18日，他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四年零三个月之后，刘少奇在一次检查中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的错误。……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次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B53
如此看来，当时中南海里默许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并不少，农民的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过实现的可能。那样的话，中国的农业政策史和农村发展史就会改写，国际共运史大概也得改写，中国和世界格局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这些都曾经是可能的，陈永贵也完全可能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的是领导农民闹翻身，因而获得了无比力量的毛泽东主席，他的意愿本身就构成了一切制度变革都要面对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当时，他正在主持制订一个《农村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内指导整个农村工作法令性文件，它也标出了毛泽东所能做出的让步的边界。《六十条》允许社员保留相当于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家庭养猪养羊养家禽，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进行集市交易，把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降到了生产队一级。这些从大跃进退下来的规定，将来甚至还要成为陈永贵奋进的绊脚石。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安放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之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节）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他警告说：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B5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B55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全面反击。他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对“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撤消了由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邓子恢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主席相信，他这是为防止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做了一件大事。六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就这样在这一场最高层的政治风浪中决定了。
当然，中国农民的命运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怨不得别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B56
十五、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1963年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水哗哗地响了一夜，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这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一篇燕凌写的通讯，题目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燕凌笔下的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革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