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可是谁都知道华国锋今天要来。下台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大寨这些年新添了不少房子。一进村，两侧便是青砖到地的新房，一间挨一间地挤窄了本来很空阔的路。一些原有的排房之间也砌上了许多隔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又修建了门楼，门上还贴了对联。千不绝的农家习俗硬是军营般的大寨冒了头露了脸。
听说华国锋要来，几位当年华国锋的熟人早早地相互通知了。陈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去几个公社接来了闲在家里的原交城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黑龙江的地委书记李艾虎。被开除党籍后闲在家里的张怀英、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陈明珠和陈明花的全家，以及李喜慎、李销等、李七毛等当年的名人也陆续到了大寨。大寨的村边路口出现了许多县公安局派出的警察和便衣。这年昔阳大旱。从阳泉到大寨的路上，路旁的玉米都旱卷了叶，玉米不到一人高，棒子不过一乍长，细细黄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这一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南方发了有世界影响的大水，北方却遭了旱。不过大寨的遍地玉米依然很茁壮，大寨海绵田在大旱之年再显余威。
当年陈永贵恨铁不成钢，骂昔阳和大寨就知道个种玉茭，除了种玉茭啥也不会。十几年过去，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大长进，只是小煤窑和跑买卖红火得今非昔比，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比当年轻闲多了，富裕多了。
下午近4点，一辆警车引着一辆日本造的旅行车进了冷清了多年的大寨旅行社。华国锋缓缓下一车。他明显老了，脸上有了老年斑，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花白，稀疏地向后梳着。众人拥上去，走在最前边的是被华国锋要到交城县当父母官的陈有棠。华国锋一眼认出来了，伸出手招呼道：“噢，陈有棠。”依然是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官员也都来了。他们事先向华国锋当年的老熟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只见见面，不要诉苦，不要哭。在昔阳县人大当了委员的李喜慎代表大家回答说：“哪会呢，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会议室里，华国锋与当年的老熟人见了面。他指着曾经陪同他的昔阳参观过四天的李喜慎道：“小李呀！”又指着李锁寿等人道：“这些年轻人不用介绍了。”所谓的年轻人，如今都年过花甲。华国锋说起自己的年龄，撮起三个手指道：“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人们在下面纷纷猜测华国锋重访大寨的背景。苏联刚刚发生了政变，南方发了大水，中央有人重提大寨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寨要重新崛起于中国政坛呢？
立刻有关心时局的人反驳说：“不会。有大包干就不会有大寨道路。大包干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动必将天下大乱。中国乱不得。”
华国锋却不谈政治。宋立英见到华国锋，握着手叫道：“华主席！”华国锋道：“哎，咱们都是老百姓。”
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坐上吉普车，一溜七辆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已经停一许多汽车，那是太原和榆次来的几批参观者的。这些人参观大寨时得知华国锋要来，但在陈永贵的墓前等了三个多小时，要看一眼昔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两年门庭冷落的大寨又有复苏的迹象，参观者日益多起来，似乎大寨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平常的日子，每天总有几拨人来看，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携家带口，有的竟是新婚模样的年轻夫妇。学校放假期间，更有许多大学生来到这里，村里村外地乱转，好像要找出点他们没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秘密。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很肃穆地走到陈永贵墓前，站下凝视，默哀。
参观陈永贵墓是如今来大寨的参观者的常规项目。有的人很崇敬，有的人很随便，但是都要看看。城里人打扮的经常在这里照像留影，农民打扮的还有人在此为陈永贵焚香烧纸。陈永贵为昔阳留下了一份万代基业，如果有人敢在此乱说陈永贵的坏话，很可能遭到白眼甚至围攻。
华国锋上次来这里正是16年前的9月，当时陈永贵扇着大草帽在他身边站着，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如今人亡物在，一代农民英豪已化为灰烬，唯有大寨的梯田依旧一片深绿，山顶的松柏林隐然发出涛声。
下得山来，华国锋又去了当年的大队部，如今的大寨展览馆。过去设在县里的大寨览馆早已改成了文化馆，但是大寨人不肯忘记自己过去的辉煌，又把自己的大队部改成了展览馆。虽在地方狭小寒酸了许多，门上那块题着“大寨展览馆”的牌子却十分漂亮。这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这位文人的骨灰也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了。
最后华国锋又去了陈永贵当年的住处。这是两间尘封多年的套间，里面稀疏地摆着几件家俱，一张土改时分下的香案，靠墙放着几个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是陈永贵与华国锋的合影。华国锋默默地看着，脸上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大寨来追寻什么。（注：上述经过为笔者亲见亲闻。）
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B16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数次的“试错”之一。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去的，就像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注释
1见泰伟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20页及第148页注132。
2同上，第196页。
3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87页。
4胡耀邦：《理论工作虚会引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第49页。
5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7日。
6《李先念同志关于学大寨的批示》，1979年3月2日。
7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铅印稿，对此发言用的手写稿。1979年3月19日。
8《昔阳县委会扩大会议纪录》，1979年5月7日。
9《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录》，1979年5月26日。
10《陈永贵同导在昔阳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和插话》，1979年8月30日。
11见《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79年12月17日。
12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48页。
13《争鸣》，1981年2月1日出版。
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15吴蒙：《记陈永贵生前身后》，《镜报》，1986年第5期。
16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页)
附录一
大寨变迁实录：1979—1987年原载1987年9月30日《农民日报》，
作者：吴思、刘江波
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将近十年。8月末的下午一两点钟，大寨村里的大柳树下仍然很凉爽。我们坐在树旁闲房的台阶上，周围静悄悄的。几只鸡东啄一下，西啄一下，透出一股吃饱后的懒散来。
大寨正在午睡。这时候，约有20多个本村的男劳力下井开始挖煤，还有20多个刚铡下班的大寨矿工坐在家里吃面条或馒头。运输专业户们的六辆运煤汽车此时大概已到了石家庄，准备回返了。虎头山上，还有五六位看果园的躲在树荫下面。近来邻村有些人对大寨的苹果一直不客气。
大寨全村504口人，除了上述那些人外，基本都睡着了。这一觉，林业队的44个劳力要睡到差十分四点，多数人则要睡到下午四点半以后。这种状况将持续到秋收。
阳光静静在洒在黄土高原上，玉米叶子有点打卷。当年那种“地里两顿饭，早晚加班干”的日予好像已经离得很遥远了。
失去平衡的日子
1980年入冬后，大寨大队劈山闸沟造良田的大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出动。这倒不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没活可干。能造的地都造了，该闸的沟都闸了。
村里也一样。三排依而建的列车般的“大寨楼”还挺结实，坡下的二十多栋砖房石窑也没挤满。
原大队党支委宋立英曾跟我们说过他们年轻时的理想：“把房建得像城市一样，地里平整得能开进拖拉机，粮食加工成米面分下去，生活得就像工人。”
现在，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理想实现了。但是时代却不再容许大寨人心安理得地庆祝胜利，筹划未来了。
1980年，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向极左路线发起了一次总攻。同时，对大寨模式的非议也很自然地公开化了。
大寨人对此很敏感。许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甩用出一顶帽子：“砍大寨红旗！”后来他们听得多了，细细想想，也承认自己年捍卫的理想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绩毕竟是主要的吧？贡献就在那里摆着！
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除，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
大寨“轰”地炸了。村口地头，男女老少，开口就是“两毛二六分”。七十多岁的贾进才和一些老人哭了：“辛辛苦苦几十年，自己吃玉茭，给国家卖小麦，最后就落个这！”“人还死了四个呢！”“那梯田、“那产量、那山林都是假的？！”大队副书记梁便良怒道：“大寨还不如地主富农哪！”有的年轻人破口大骂：“记者都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在大寨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骂声，还遇到一位当年长驻大寨的记者。他说：“那样算帐的确太伤人。大寨人主要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清楚。吃过偏饭没有？吃过。部队帮助修过军民渠。国家搞机械化试点，南方选了韶山，北方就选了大寨。大寨人也不同意，听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反复做工作硬塞给人家的。唉，大寨的好多事都是让我们糟踏了。”他摇着头叹息了许久：“我们搞的宣传报告，有假话没有？有。可我们当时总感到跟不上形势，上边的调子越来越高，‘共产仙乡唱凯旋’，‘学大寨要方向、学路线、学政策，’我们拚命拔高还是追不上。唉，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在八十年代初的愤怒、伤心和不服气的感情漩涡中，大寨人在新的方向上跨出了很平静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