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原大队主任贾长锁接郭凤莲任大队党支书，他当时34岁，瘦得像衣裳架子。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当然推三阻四地不愿干，不过一旦接了手，总不能不为大寨的劳力安排活干。当年冬天，大队党支委决定筹建大队矾石矿；同时请县里的科技人员来勘测，准备地虎头山下开煤窑。大寨也搞“庄稼搅买卖”了，但是对这种事关“方向路线”的决策谁也没有反对，因为周围的人们早就干开了，谁也不再把这当回事。三中全会也给大寨人开出了一条平坦的大路。
次年，矾石矿上马。由于矿石质量和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堆积如山，这个矿不到一年便停产了。随后，大批的剩余劳力又到虎头山下挖开了煤窑，大寨的产业结构从此巨变。
对大寨人心里的波澜和村庄的变化，连大寨的邻居也没去注意。参观的人潮早已消失，“大寨走一走我们跟一步”的昔阳人，如今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多变的外部世界。倒是山西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没忘了大寨，他去村里住了几天，听了大寨干部的汇报和计划，也听了一大堆牢骚抱怨，回去后便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不久中央发了个文件，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推行大寨的经验的错误以及由引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都具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
这个文件是在晚上十点多传达下去的，100多号当家人坐在大队会议室里，满屋烟气腾腾。
“哎，这听起来心里还挺舒坦的。”念完文件，贾长锁松了口气。
“这就行啦。毛主席都有错，咱能没错？”一位老汉说。议论了十来分钟，没话了，散会。
大寨人心里平静了。当然也有无法平静的心。去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危，上级通知他的老战友去看他，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三位老人，郭凤莲和当时的大队书记赵存堂两位中年人坐在陈永贵的病房里，一时相对无言。
“唉！”陈永贵长叹一声，“卖了那么多粮，说国家给倒贴钱了。我死了，没给大寨做成事，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帐。我这一辈子是还不清了。唉？”说罢，老泪纵横。
闹大包干
1979年，陈永贵回大寨呆了些日子，临走撂下句话：“大队担子太重，还是分成小队吧，摊摊小了好管理。”
第二年，大寨便分了三个小队，准确点应该叫三个农业作业组，与它们并列的还有林业队、机械队、酱醋坊等，仍然由大队统一下达任务，统一核算分配。
这一年，各队之间的争争吵吵就没断过，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闹得上上下下心里挺不痛快。不过，摊子小了，干部的威信还在，一年下来干得也不错。
贾长锁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开个煤窑，以后再办个厂子，也能闹好。我们这里干部下得苦，管理力量强，可以不分。”
1981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包干的热潮。这年夏天，县里派个工作队，让大寨的干部群众也讨论讨论，是分到组好，还是分到户好。
支委会上，闻名全国的铁肩膀梁便良嗓门最大：“不分不分！几十年闹起来的，又翻回去？！”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老少组”的猛将是个矮个子，腰杆挺得笔直。贾长锁说：“在我手里我分不下去。谁能分，你们找谁干吧。”
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爱民当时是工作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他说：“我们一亮出目的，大寨群众就有反应了。说我们是砍旗组，倒退，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儿八经的哩！那时哪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这些理论呀，怎么好，怎么不好，我们也拿不准。虽说有中央文件撑腰，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翻过来？”他跟带队的县领导说：“咱不怕，以后追究起来，我不过是个小爬虫，陪斗的。”带队的笑道：“我也就是个黑干将，上边还有书记呢。”
十几天后，工作队撤了。临走跟贾称锁打了个招呼：“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把秋收的工作好好抓抓。”
秋收后，大寨党支委们作了决定：三个队之间老打，挺麻烦，而且一批劳力转向煤矿，各队的力量都弱了，干脆重新合并吧。于是外面纷纷传扬：大寨走回头路了。
这一年，整个昔阳县只有一个村搞了大包干。
1982年形势大变。昔阳县周围的平定、寿阳、和顺都包开了，昔阳成了一座刺眼的孤城。县委领导概托道：“兵临城下，不包不行。”10月份，县委和各公社的主要干部全体出动，开到河南兰考参观，从大包干的意义到怎么抓阄打听了一个详细。11月份，大包干在整个昔阳全面铺开，形成了一个对大寨的包围态势。
此时，县委书记和县长挂帅，有地委领导参加的工作队再次进驻大寨。这次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按大寨目前的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就是应该搞大包干。”
大寨内部乱了。无论如何，陈永贵走后大寨的管理水平不如过去了，这是事实。1982年一年，站着聊天的多了，弯腰不下力的多了，干部软了，人心浮了，这也是事实。
运输专业户贾岗勇说：“当时我就愿意分，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晚上差不多天天开会，念报纸，大批判，人都成机器了，活着有什么乐趣？那时候，要是让出去当工人，谁都走。不让么！铁姑娘出嫁都要大队批准。大包干自由了，怎么不愿意？”
不过，当时他才25岁，像他这样的小字辈在大寨说不上话。
贾吉武是看山林的，今年58岁。他说：“我当时就愿意大包干，分了自由。过去不好。吃不饱。说是人均八百斤玉茭，其实没有，刨了水份不够吃的。过去压力也大，点名批评算了甚？批了还不就是听着。动弹是应该的。庄稼人不动弹还沾？可还是现在这样强。”
像他们这样坚决愿分的，那时只是少数。有能耐的愿分，却不肯说愿分。缺劳力的不愿分，有这样那样困难的不愿分，更多的老百姓则拿不准主意。几十年了，集体没亏了他们，大包干后自己能不能干好，心里也没底。
工作队召开社员大会时下面就嚷成了一片。“咱是城市化农村，分了牲口没处喂！”“化肥咋买呀？”“小块好容易并大块了，又分成小块！”“试试看？”“谁管弄种子呢？”“林业上咋闹？”……
工作队这次下了决心，支委会不通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不通就开小座谈会，各种会开了无数，几个支委被轮流找去做思想工作。对于各方面提出的种种困难，工作队也搞出一张单子，按统分结合的原则提了些解决办法。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支委们按十几年的习惯，吃完饭后又凑到宋立英家的窑洞里。贾长试探着说：“这回看起来是抗不下去了。不行咱就分下去试试？”“唉，分起来麻烦不小呢。”“试试看吧。他们缠住咱，也拖不过去了。”
四个月后工作队完成任务走了。原大寨大队主任、乡长贾承让那时还没有退休，他提了条建议：“你们要想稳得住，得换人。长锁倔着呢，你头里走他后里就敢给你变了。”
1983年初，县里任命大寨保送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的工农兵学员、县水利局干部赵素恒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素恒上任几个月后，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干部换上来了，老支委只剩下一个梁便良。
大寨人速写
一个习惯于执行命令的村庄，突然要各自为战了，并且是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上。
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大寨先后出现过养鸡热、养兔热、买小四轮热、买汽车热、打牌下棋热等各种各样的反应。
▲大寨人之一：贾来恒
原大队党支委、副大队长贾来恒今年60岁，目前的工作是看果园。
过去他的任务是陪外宾。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坐着小轿车，转转看看，介绍介绍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有腰疼病，坐得时间长了都受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太恭敬。一位小伙子对他们说：“腰疼？哈！大包干后，抬石头耕地什么不行哩？比我还能干！”
原大队长贾承让跟他开玩笑道：“三中全会治好了你的腰疼病。”这话不知怎么传开去，连县里的头头脑脑也几乎无人不知。
我们想听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就上山去找。半小时后，见他从果园的树荫后转出来了，中等个子，戴一顶大草帽，白衬衫挺洁净。
“我四七年参军，四八年打淮海战役，五一年回来。五三年初级社，陈永贵是社长，我是书记。五三年我们闸合作沟，那会儿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连小车也没有，全靠人担人挑。
“苦？那还不算呢。六三年那场洪水冲得地毁窑塌，我们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下工都要背块石头回来。那还吃不饱，国家给了救济，陈永贵硬是不要。那会儿陈永贵不让说吃不饭，怕丢他脸。有什么丢脸的？打下粮食都卖给国家了！“我现在是凑合着过。从支委下来，看了两三年山林，一年六百块。我们老俩口二亩八分地，去年没打多少，够吃，还卖了500斤粮。
“去年才来看果园，一天给三块，记95分。国家也给点补助。想什么？甚也不想，等死哩。咋不等死？咱也老了，大事小事不管，都不管。
“现在有良心的人少，没良心的人多。八五年矿上分白面，我对他们领导说，剩下的能不能卖我点，结果一斤也没卖。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落个没人管。”
“你们老一辈的汗没有白流。”我们安慰他。
“咋不白？不白也是为别人干的。大寨变了，我变了吗？”
▲大寨人之二：宋立英
宋立英今年58岁。曾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窑洞。
“没什么事。现在可清闲了，上地剜剜草，在家洗洗衣裳。倒是活也干完了，沟都闸了么。我呢，串串门，闲着，坐。他——”她指指自己的丈夫贾进才，“每天在地里转转，看看庄稼，坐坐，拔拔草，串串门，再就是睡觉。晚上电视好也看看。”
“老啦，没蹦头啦。”贾进才插了一句。
“我们这时候回忆起来也怪，你说那时咋不叫苦呢？六三年治狼窝掌，没日没夜的，也不叫苦。我那时30多岁，生孩子没过百天就干上活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开始不放心，跑去偷听偷看，人家带得也挺好。
“那时候天天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明天干什么头天晚上安排好。天不亮就得起来。咋不困？拿热手巾把脸紧一紧，惊醒一下，喊人下地。干部还能不先走？
“也倒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咱们革命呢嘛！革命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再苦也不能叫苦。可也怪，也不觉得苦得不行！“劳力？五八年我就出席了省劳模会，那么多荣誉，你不带头咋行呢？也习惯了，我现在还是一到5点就醒，电视看到多晚也没有迟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