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哩，人家还给你开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变了。“不行”，他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车皮他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不行。”陈永贵说，“我不能管你们这事。叫我干这种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六、大包干问题
自1978年起，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说法每年都有改动和变化，其轮廓如下：
1978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79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出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0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懈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75号文件)
1982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号文件)
1983年：“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号文件)
中国的农村政策大变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陈永贵时总不忘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
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十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报道出来，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
其实陈永贵是在打岔。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能开个玩笑岔过去就尽量岔过去。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起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经多次赞颂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如今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小心翼翼地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本身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他又补充说：“中国这样大，有八亿农民，国家投资一下子没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艰苦奋斗，自务更生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
在私下里，陈永贵可不这么费心地斟酌字句，他对大包干不以为然。
陈永贵也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按他一贯的见解，大包干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的人的私心，因此也助长了人的私心。陈永贵信奉毛泽东主席的理想，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双丰收，要一举建成一个由革命化的新人组成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在大包干初起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批评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认为大包干的拥护者见利忘义，丢了路线。这种批评很快流行开来，成了当时反对大包干的人们的标准批评语言。
1982年年底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也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这条件，这思想条件，不适合搞包产到户。把大块地分得这一条那一条的，还不抵分成组哩。分成组，果园一级，农用一组，工业一组，农产品加工了卖卖，那不都是钱？非要分成各家各户？有了灾怎么办？遭了灾谁管谁哩？”
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大寨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老熟人私下问起来，他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个转变过程。“我那个办法累死了。我累死了，下边的干部累死了，大队书记也累死了。”他说，这不是吃饱饭了？我就是想叫大家吃饱饭么。不过他对后来的一套政策有一个保留，就是社会风气太糟糕。走后门成风，好东西轮不着老百姓。譬如在铁路上走后门弄车皮，让私人发了财。（注：这段话是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他是陈永贵的老熟人，曾在一起聊过整整一天。）
七、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B15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
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一边交待着后事，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注：至于这些小灶偏饭的准确斤两，陈大斌先生在《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46页提供了一些数字，录以备考：1、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提供了大量无偿支援。2、大寨接待站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3、县和公社的专业队和一些军人无偿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工程，大寨的五个蓄水池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和渡槽都是他们修建的。其中有一个解放军连队，每年人数不等地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9年。4、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所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在大寨搞试验，大队划出的30亩试验地，基本上是由他们收种和管理。陈大斌先生曾于1980年率领新闻界联合调查组赴昔阳调查，当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寻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月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出北京不久，最后一次为陈永贵开车的汤占兴泪眼模糊，竟与另外一辆汽车相蹭，擦掉了一块漆皮。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也在村外等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处级干部在村外见到县委书记，就不再往村里走。高启祥见状也不敢进村，回身走了，本来县里许诺要来的四套班子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陈永贵的骨灰在家乡老百姓的簇拥下回到了归宿的村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八、身后事
大寨。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
秋天的中午很静，偶尔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大寨的农民吃过午饭，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荫凉处聊着天。蛐蛐的叫声和母鸡下蛋的咯咯声在空气中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