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积极，陈永贵兴奋，但是对当时的风尚潮流，陈永贵也不是全盘接受，一切都跟着跑。
1958年年底，陈永贵到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他带了一份讲稿，讲他们大寨怎样鼓足干劲拿下了平均亩产540斤的成绩。按说这个成就已经很可以了，陈永贵在六年前才搞出了15户平均亩产过500就到了太原开会，这次全村的产量都过了500斤。他的自我感觉挺不错，谁知刚到太原，有几个人就私下给陈永贵透了点风，说：“你赶快改文章吧！你们这个540多斤可是上不了榜呀！”
陈永贵当然愿意上榜。他当时着实思想斗争了一番。后来他说：“改文章，就能上榜，很光荣。但是又想到亩产540斤，这是群众一场一场打的，一秤一秤过的，要是改了文章，说成双千斤，回去后怎么向群众交账！”“我说，社会主义贷下饥荒，共产主义也还不完，我不干那事。那次上了榜的人去北京开会了，我没上去。”B34
这次陈永贵顶住了上北京出风头的诱惑。他毕竟生活在大寨，信口开河地胡吹一通，回到村里恐怕不好做人。他对另一位劝他改文章的人说：“出席不了就出席不了，反正你不能改我的文章。”
1958年昔阳平调共产风大盛。大寨所属的城关公社想办一个万头猪场，就占了河西大队14亩地，同时又向各村派劳力修猪场。摊派到大寨头上，陈永贵说：“我们养了360头猪，自己的猪场还没修起来呢！”顶住了不派人。公社支使不动大寨便支使别的村子，调来劳力把猪圈盖起来了，却又没有猪。公社又摊派要猪，大寨派了几十头。陈永贵又顶道：“你别说几十头，一头也不能调给你。”死活就是不给。后来又调粮，陈永贵不是那句话：“别说一千五”，一斤五两也不给。”B35
城关公社的干部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把这位省劳模怎么样了，就向县委反映陈永贵谁的话也不听，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县委书记张怀英道：“你们别管他。”不让碰陈永贵，让他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几年后昔阳反“五风”，基层干部们发牢骚，说上边逼着下边刮风，下边不刮怎么办？县委领导答道：“大寨不是顶住了么？陈永贵顶得住你们怎么就顶不住？”呛得这些基层干部气鼓鼓的无言以对。陈永贵听说此事后笑骂道：“甚也是他们有理，该顶还是得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的导言中，这样有褒有贬地评论大跃进：“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合理方案。”
的确，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人，有全世界最充足的劳动力，问题是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
1958年7月，昔阳县委决定组建一支3.5万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协作大军。生产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野战性质的，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骨干民兵为基础，吸收一般民兵，编制为一个指挥部，六个科，十一个团四十六个营，共计1.15万人。野战大军干部配备精干，随时准备外调。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生产大军，人员18岁至45岁，吸收精干的妇女参加，在本县本乡境内调动。野战大军组建不久，即有2，598名男女劳力调往县境外的汾河水库和白次铁路工地，2.1万劳力调往在昔阳境内同时上马的石门口、郭庄等五大水库工地。
石门口水库是昔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库，水库石坝高12米，长15米，企图拦截蓄积南峪河道中的清流。由于施工盲目，未经勘测，坝成后泉水穿越坝底在坝外侧出露。如今这个水库已经被洪水淤积成平地。当时昔阳境内火爆爆地冒出的许多拦洪、拦河水库，由于施工粗陋基本无法使用，如今已全部不复存在。
唯独郭庄水库，纯碎靠人海战术苦战而成，坝高31米，全长550米，底宽125米，至今巍然屹立，8000亩农田受益30多年，松溪河两岸和昔阳县城免受洪水危害30多年。它是238万个大跃进式的工作日的结晶，也就是一万人苦干238天的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如《人民日报》宣布的那样每天有一亿人上阵兴修水利，超额十倍完成了1958年水利建设的高指标。超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面积的报废，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写下了中国水利史上这教训惨痛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章。
陈永贵也随着全中国人民一起发热，一起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前景而兴奋。同时，他又遵循大跃进的原则，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凭借行政手段和集体化的生产组织，动员农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大跃进战略，在陈永贵手里形成了一套路数，一套可以称之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寨模式的雏形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根底，大跃进时期那些耀眼夺目的流星一旦陨落，陈永贵便可能作为一颗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明星冉冉升起
十、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土地归了大堆，陈永贵当了家。他立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规划让大家讨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窜。这些富裕中农都想显能哩，东捞俩钱西捞俩钱就能富了？陈永贵叭哒叭哒地大口抽着烟，尽量压着火气，耐着性子。会前说好的，十年规划是大家的事，要“民主民主”，“少数服从多数”。
陈永贵自小挨饿，对粮食和多打粮的办法自然想得多，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深，最后就落在了土地上。大寨当时有300多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人均不过两亩半。那大寨又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均这一点薄地，稍微闹些灾就难免挨饿。陈永贵是个爱想事的人，走路搭拉着脑袋时常琢磨，如果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浅土垫成厚土，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大寨人自然饿不了肚子。只是这个工程太大，就说那一条狼窝掌沟吧，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治理起来真不是容易事。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来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你们这伙干部是寻上事丢人哩！”B36
陈永贵很希望说话的是个地富分子，那样他就可以来个敲山镇虎，杀鸡吓猴。十多年后他谈起这段事，也果然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者说成了“地富反坏分子”，B37可惜当时他无法随便给人改成份。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了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理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变？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B38
饶是陈永贵咄咄逼人，他的那个十年规划也没能通过。反对意见自有它的道理，几顶政治性的帽子在当时还压不服人。
陈永贵也绝对不是轻易退却的人。第一次会议失败后，他开始在下边活动，积蓄力量，准备再开一次会。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拉票活动：“土改时候的老贫农、老雇农们，和我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人还都在，我就叫上他们，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发展。”陈永贵确实找对人了。这些老实本份的庄稼人除了卖力气没有更多的挣钱本事，也就没有富裕中农的那些花花肠子。庄稼人可不就是种地修地么？老贫农们豁出白干一场也要支持陈永贵试试。陈永贵描述道：“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咱还怕贴上什么？要贴也无非贴上点劳力，它还能贴上咱的庄窝土地，牲畜农具？’我说这很好，只要你们带起头，把那些少数人带起来，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果然，理直气壮地和自然斗争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少数不同意呢？他们说，少数服从多数，搞吧，民主啦！”B39
1953年治白驼沟，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人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贾来恒、贾进才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反对派的警告不幸言中了。可以想象，陈永贵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一冬辛苦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一意孤行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陈永贵该怎么交待？
他一言不发，跑到狼窝掌转上转下，含着烟袋蹲在冲毁的石坝前细细琢磨。他看出道道来了。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冬季施工质量不高，活干得粗，垒得不结实。陈永贵要再干。
当时劝他歇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也不少。陈永贵故伎重演，再一次找贫下中农要求支持，又加上找反对者个别谈话，最后勉勉强强总算是把人马拉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将每条石坝的厚度由一层改为四层，根基加深，石块加大，山坡上又刨满了鱼鳞坑以防山洪形成。没想到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干净。
陈永贵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了，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B40
一天，贾进才遇见了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想干，他又琢磨出了一个新道道，叫做“石坝底宽像塔形，坝身里弯似弓形，基础牢固占地少，弓背朝里冲不倒。”再加上石灰和水泥灌缝，上游修蓄水池，顺沟修排水渠。他觉得这么干肯定能成功，可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他怎么开口？陈永贵反问贾进才：“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道：“我说，要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叫那伙不满意的人看看，是属龙的沾还是属熊的沾！”
陈永贵大受鼓舞，感到腰杆子硬多了。他开始以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手段组织新的力量。在支部会上他责问一位说群众反对修狼窝掌的支委：“群众？你把界限划清点，你群众里面包括谁？你把地富反坏也包括在群众里边了。……以后反映情况，一律不能借群众反映，这里边有个阶级性，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B41
陈永贵这样描述他做思想动员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我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看究竟是谁反对，哪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议上的情况来看，个别思想不健康的贫下中农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B42
开这些会议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声势逼人的关头，陈永贵施加的政治压力应该是有效的。不过，无论陈永贵怎么善于鼓动和施加压力，农民们不合作不支持也是白搭。大寨的那些庄稼人宽宏地原谅了陈永贵应负大部分责任的两次惨败，继续拥护他的改变穷山恶水的新计划。
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贫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党支部的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含着感谢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土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B43
据说实际上并不是拿起来就啃，也想把饭热热，奈何雪太厚，找不着柴禾。贾进才道：“心热不怕饭冷，管它狗日的冰不冰，吃下去自然就热了！”于是才啃起来。旁边的社员见了心里感动，就有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宣传机器的影响传进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6年之后，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虽然那是一个争放卫星的年头，什么稀罕事都有，可是锄草用头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陈永贵开头还讲道理，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个一主一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有明人辑《马季长集》。参见“文学”、“法学”中的“马融”。，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镐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