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不能消灭新的经济规律或创造这些规律”。还指出社会主义社，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B27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贴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会值90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22块。在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14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这一段描绘可能是作者在追求戏剧性效果，按照陈永贵本人的说法，贾寿元表示追悔并承认自己当时怀疑农业社的偿还能力，应该发生在一年之后。那时农业社果然清偿了所有欠款。
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任社长。
又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它被做成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
九、大跃进
“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这段热情洋溢的话是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开场白。社论的题目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B28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只用七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只用七年的时间就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消灭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真是太高兴了。他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B29
毛泽东绝对有理由高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干得要漂亮得多。斯大林从农民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前提出发，自上而下地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动乱，大片土地荒芜无极而太极语出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据朱熹介绍，，大量人口和耕畜死亡。而毛泽东则从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前提出发，搞群众运动，在亿万农民的欢呼声中好象是“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处是增产的消息，到处是敲锣打鼓的欢庆。
现在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用什么办法搞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就在那里摆着：严格的计划、等级分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物质刺激下劳动的人们。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缺乏革命气氛的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坚信“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革命的那种藐视一切人间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和发动群众闹翻身搞合作化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浓墨重笔地强调了这一点：“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30
毛泽东主席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路，大跃进的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爆发的路。的确，中国人民有着奔向美好生活的强烈热情，也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真诚的信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加上各级干部和大小报纸的推波助澜，群众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这种纯洁的热情和种种不那么纯洁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迅速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走向了反面。一位英国人评论说：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有组织的千百万民众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全国取得的真正的经济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自负掩盖了。”B31
1958年8月前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卫星”令人眼花缭乱地腾空而起了。下面这几则1958年的新闻报道颇能体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风采。
新华社7月31日讯：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
新华社8月9日讯：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大红花，早稻亩产16，260斤。
新华社8月12日讯：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
据《人民日报》8月18日报道：广大农村大办农民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8月29日讯：湖北长春社一亩产中稻43，869斤。
新华社9月4日讯：广东田北社中稻亩产60，437斤。
整个中国似乎都疯了。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以极稳健极老到的笔调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记者康濯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中的四个小标题如下：“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文章的结尾是极热情的：“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作为“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永贵在这段时期似乎也没有落后。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32
“在广大社员提出‘种种作物元帅升帐，样样庄稼卫星上天’的豪言壮语口号的同时，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就以冲天的干劲，采取革命的措施，亲自下手，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经过了党委和该社卫星田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每亩产到14，436斤。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说明，他们真正具备了‘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共产主义风格。”
“昔阳县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2，6倍。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大寨乡新胜农业社，春耕一开始，社主任陈永贵就领导全体社员开展了反保守、破常规……他们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社主任陈永贵为了在高粱上放卫星，他亲自培育了1，2亩高粱，经县、乡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7，500斤。”
“1958年8月他(指陈永贵)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马上到武家坪等七个村进行活动，建议共同创办人民公社。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周围各村干部群众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大寨本村多数社员的反对。大寨群众说：‘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陈永贵同志当即向本村社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
陈永贵说服大寨社员甘心情愿地让外村人“共产”的方式是很朴素的。首先他声明：“过社会主义光景，不能只咱大寨过，要全县全国人民一齐过。”接着他又补充道：“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B33对这种补充，大寨社员大概很难找出反对的理由。
陈永贵创办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场面相当壮观。1958年8月21日，他领着七个村的代表共64人，声势浩大地进了县委大院，请求“立即批准”他们办人民公社。县里的领导人当然高兴自己的治下出现了这种新生事物，马上就同意了。三天后的上午，陈永贵又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
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了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恐怕不能说陈永贵办食堂纯粹是为了赶时髦，他好像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这么搞。有一位富裕中农成份的社员说了公共食堂几句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那位富裕中农被镇住之后，陈永贵又说：“我们的公共食堂保险搞对了，不然的话富裕中农不会反对。”
在当时，大寨的公共食堂算是办得好的，现在回头看来，食堂的伙食实在不怎么样。县妇联在一份经验总结中写道：“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尽管一年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生活仍然以窝头稀饭为主，陈永贵却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不远了。他坚信不移地说：“这一辈子一定要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说起来也真怨不得陈永贵，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接到了一份关于某县“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读着读着不由得陶醉了，提笔批道：“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1958年大寨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农民却以为生活很不错了。这种情绪在当时的一首赞美大寨新生活的诗歌中表达得相当动人：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