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陈永贵这回如此高兴，是因为叶剑英和汪东兴要来大参观访问。这两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因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而权重一时。叶剑英更因在军内的地位和老帅的身份而举足轻重。陈永贵很留心叶剑英对大寨的态度，注意到他曾经在三个多月前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过“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这句孕含着极高评价的话。他还清清楚楚地记住了叶剑英说的一句话：“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这次叶剑英携全家访问大寨，陈永贵自然喜出望外。
在昔阳和大寨参观的那几天，叶剑英兴致极高。在虎头山上，大寨人赠给他一穗一尺多长的玉米，叶剑英高兴地把玉米扛在肩上，不让人搀扶，迈着大步往山下走。汪东注跟在后边唱起了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叶剑英身体不适，有点发烧，便在屋里写诗。陈永贵和郭凤莲请汪东兴题词，写几个字。汪东兴提笑写道：“学习大寨人民……”陈永贵道：“最好不这样。”郭凤莲也说：“汪副主席，你这样写，俺就不叫你写了。”
汪东兴停下笔，说：“永贵啊，我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我不说假话。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大寨很好啊，应该向大寨学习。毛主席因为年老，再加上工作忙，活着没能来了，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也要来，这次总算来了，也亲眼看了。我和叶副主席来，完成毛主席的遗愿。我是真心真意学大寨。全国农村搞成大寨这个样子，多好！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样子，三分之一，那粮食就没处搁了。所以，我应该写这句话。”B49
陈永贵听了，两眼泪花闪闪，说：“我赞成写这句话，因为大寨不是我的，是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汪东兴说：“这就对了。这就站在政治局的立场上了。”说罢，挥笔写完了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酝酿了几天，也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他在小序中写道：“1977年9月11日至15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陈永贵笑声朗朗。他和大寨、昔阳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受灾后也是“产粮能超去岁粮”，如今差了四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昔阳县委常委们争执起来。有人试探性地建议如实上报，王金籽反问道：“粉碎四人帮第一年大减产？可不敢。哪怕少增点，零点几。”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一千万斤。当时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后来说起此事，摇头叹道：“华国锋上台，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你减产四千万？大减产？可不敢。我不敢，没这勇气。”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十万斤玉米，但是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了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进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十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十九、过渡·过渡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１２９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二十、汪洋大海一般的对手
1977年10月16日中午，一群北京知青赴大寨参观团的小伙子吃完饭，在昔阳县第一招待所的楼道里碰见了陈永贵。几位小伙子让开路，靠在墙边看着这位前呼后拥的副总理走过去。陈永贵不知怎么情绪极好，径直走到一位穿着军便服的知青面前站下，笑着伸出手来。那位小伙子赶紧伸出手握了握，心里不由得一惊。陈永贵笑问：“你们哪里来的呀？”那知青答道：“北京知青。到您这儿来参观。”陈永贵笑道：“欢迎欢迎。咱们回北京见啊。”说罢向众人招招手，走了。
那位知青目送陈永贵远去，转过身来像发现重大秘密一样告诉自己的同伴：“陈永贵的手是软的！没有茧子”B52
四天之后，这群学大赛先进知青代表回到县里，四五个人半夜三更钻进县文化馆的暗室里冲洗在昔阳和大寨拍的照片。暗淡的红光，宁静的秋夜，几位至少也当着生产队长的知青谈起了自己的苦处和疑惑。
一位挺胖的知青端详着照片笑道：“我在昔阳还觉得挺有劲，出了山西就凉了一半，现在剩的这点热乎气儿，明天一回村就该凉透了。”
那位和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接茬说：“我现在一想我们村社员的德行就凉透了。让他们给队里多干点活，恐怕得拿鞭子抽。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要是在队里干活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就好了。”
一直坐在显影液前没说话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女知青，这时她也开口道：“有一个知青，内蒙的，就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路——分田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