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1976年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急电召江青和陈永贵返京。在北京，政治局委员们开始了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华国锋特意把四人帮分开，各方面人士穿插，两三个人一班，免得彼此猜疑假传圣旨。那几天，生命垂危的毛泽东主席躺在里屋的铁床上，值班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警卫和秘书等候在游泳池小院门口的小轿车里。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1976年9月8日夜，毛泽东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体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B41
在休息室里，政治局委员们紧急商议着毛泽东主席的后事安排。伟大领袖突然去世，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告全国人民书怎么写？四五月分毛主席还接见外宾，怎么突然就不行了？还有紧急时期的国防问题，军事部署问题等等。
1976年9月9日0点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在遣体前低头默哀。
三个小时后，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议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和追悼大会的安排等等事项。会议临近结束时，江青开口了。她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说：“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江青建议立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主张非常时期一切以团结为重。B42毛泽东尸骨未寒，政治局内部的冲突便开始了。
毛泽东留下的世界是一个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世界。失去了最稳固的靠山的陈永贵不知道，毛泽东本人也说不清。病重期间，毛泽东曾经对华国锋、王海蓉和四人帮说过一番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顺便也谈了未来的难以预测。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加那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B43
革一开始就特别点名肯定，其后又越举越高的大寨红旗，当然是毛泽东的这笔遗产的一部分，是他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大寨红旗和陈永贵本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陈永贵深感忧虑。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陈永贵一连一个多星期吃不好睡不香。周恩来去世时他也这样，但那纯粹是悲痛所致，很少患得患失的忧虑。陈永贵进政治局后，每年见毛泽东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三四次，虽然相见时毛泽东待他很随便很亲切，陈永贵也觉得无拘无束，但毛泽东去世时陈永贵在感情上的影响显然不如周恩来去世的影响大。陈永贵也流了几次泪，不过，使他吃不好睡不香的原因更多地来自深深的紧张不安和繁忙的工作。
9月16日，离追悼大会只剩两天了。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让大庆和大寨的代表到京参加追悼大会。陈永贵感到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们还没有忽视大寨，心情好了不少。
16日半夜2点，郭凤莲接到电话，立即动身进京。到京的当天晚上，陈永贵到郭凤莲下榻的民族饭店看望，忧心忡忡的谈到当时的政局。陈永贵说：“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人跳出来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们靠党中央，靠毛主席的路线。”陈永贵若隐若现地对郭凤莲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好好理解。修正主义头子，哪一个不是在党内。过去用钱财压迫别人，现在是拿权压迫人，剥削人。刘、林、邓就掌了权了。这些要加深理解。”B44
陈永贵显然已经感觉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风声。他对四人帮不满，也对为邓小平翻案不满。一切试图改变毛泽东的传统的举动，都是对他的威胁
十七、粉碎四人帮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了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
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国锋。叶剑英向华国锋暗示：“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国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问题上。
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国锋三次，跟他讲起了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后来被赫鲁晓夫夺权的事例。华国锋在最后一次谈话中终于松了口初编为二十篇。1923年四存学会在此基础上出版《颜李丛，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B45
江青集团也在动。从8月15日，毛泽东去世的20多天之前开始，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74，000多支枪，300门炮，1，000多万发弹药。同时上海加紧储藏粮食和副食品。
9月7日，王洪文的秘书用毛泽东的电话通知各省，有事直接找王洪文联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深感疑惑，打电话问华国锋，华国锋说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不由得心下生疑。
10月2日，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的一个装甲师调进北京。沈阳军区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命令这个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类似这样的可疑之处还有。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调换了驻在北京郊区的装甲兵部队的两个师参谋长。紧接着，传开了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说法治、教育思想。主要的有《申辩篇》、《伊安篇》、《普罗泰戈，上海市内红纸和鞭炮的销量猛增。
华国锋这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关键人物也被江青挤兑得忍无可忍。9月19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让他召集一个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她说要讨论重大问题。华国锋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答道：“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你不懂。”江青还点名不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参加，又点名让并非常委的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不是常委的江青本人更不在话下。
华国锋忍着气照江青说的办了。会上，江青要求由他们出面清理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对华国锋言多指责，很不客气，训得华国锋在会上一声不吭。散会后，张春桥对华国锋说，江青就是那么个人，再去跟她谈谈，消消气就好了。华国锋道：“不必要。我是第一副主席，她有什么道理训我？”B46
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可为形象”，“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颈，有言不尽，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活动的特征。，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上了玉泉山，停车照例是按职位的高低排列，而四位排在陈永贵前头的政治局委员的车位是空的。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帐！”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依赖、相互影响。还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前者是集体的，后，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
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任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么。”
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十八、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永贵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永贵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国锋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国锋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凤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坐陪“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南宋朱熹认为：“未有这事，，设宴款待工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陈永贵劝郭凤莲尝一道汤，说：“快吃吧，这汤很好。”郭凤莲刚刚向华主席表了决心，兴奋得顾不上吃东西。她后来这么说起那道汤：“看看就是不劣，也叫不上来，也吃了不大两嘴，高兴的。”这时华国锋举杯要和陈永贵干，郭凤莲也端着一杯绍兴老酒走到陈永贵面前，想称呼一声老陈又觉得不合适，就举杯说：“首长，咱干杯吧！”华国锋笑道：“哎呀，还是个首长哩啊。”陈永贵假装怒道：“看我回去训你吧！”
宴会桌上，华国锋谈了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内幕，并且亲口说道，四人帮要把大庆和大寨红旗砍倒，我们就是要将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这餐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B47
陈永贵对昔阳的干部们说：“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问题，也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大寨、昔阳希望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带好头的问题，把华主席提出的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早日搞上去的问题，带头问题。”B48
这一年，陈永贵恨不得拿着鞭子抽着昔阳往前跑。他反复警告昔阳的领导：“你们要很好地认识全国的形势。依我看，到1980年全国肯定会有很多县是要冒尖的，甚至要超过我们昔阳。”他甚至吓唬李喜慎和郭凤莲：“华主席是高高举起大寨红旗，我看昔阳是不举，这就是个政治路线问题……要县有工程，公社有工程，要彻底打破小生产思想。”
这一年，在陈永贵的督促下，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如果把这笔水利基建费投到别处，可以建成更多更好的水浇地。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永贵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是，一项将使陈永贵耿耿于怀甚至死不暝目的首长工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上马了。
这项工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工程的非经济考虑及花费很多。譬如李家庄渡槽，技术人员原来建议修一个倒虹吸工程，埋一根管子就可以将水引过山沟。这样干一百万元就够了。1977年5月22日，陈永贵到工地说：“我喜欢搞渡槽，不要把工程都埋在土底下，李家庄是昔阳北大门，修得宏伟一点，一到昔阳边境就可以看到昔阳西水东掉工程。”此后李喜慎更明确的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渡槽要高，跨度要大，要宏伟壮丽。”结果，投资359万元，投工28.8万个，修了一座全长670米，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了三倍多的钱。（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61页）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在我们县所走过的社队和单位，必须留有纪念。……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977年9月11日，陈永贵一直小心观察的两位未到过大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这天的天气极好，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静静的没有一丝风。田野里的玉米快成熟了，高梁也红了。陈永贵心情愉快，甚至还作了一首诗。诗云：
“谷子长彻边，玉米挤塌山。
脑袋朝东南，咋能不增产。”
陈永贵上一次作诗是12年前，毛泽东请他吃生日宴席的时候。那是他平生的第一个高峰，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便作诗一首，云：
“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