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提。”B10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么，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扭了么！”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B11
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100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当时，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多元，副总理级的工资大概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县团级的干部每月工资在100元上下，大寨这类工分日值比较高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平均每个月大概有45元的收入。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的本质，主张宗教和哲学是同一的，但理性是更高的权威。他，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的自然素质，认为它难以改变。西汉董仲舒提出“质朴之谓，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卡斯巴尔·施密特，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动均为意志所决定的心理学学说。主要代表有德国的冯特、美，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把新托马斯主义和进化论相结合。强调宇宙的进化是低级到，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邓小平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124远，最低的贵州三表墨子提出的认识、判定是非的三条标准。亦称“三，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B12
邓小平是在开幕式之前，和姚文元、吴桂贤坐着直升飞机赶到昔阳的。大会主持人是华国锋，陈永贵致了开幕词。轮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江青兴奋起来。邓小平刚讲了几句，江青插话介绍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邓小平讲了一会儿，江青又插话道：“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其实，邓小平正在讲的话，正是江青即将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判的话。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技、文艺都要整顿。他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急于整顿，整那些软、懒、散的班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号召配备好农村的领导班子，“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上来。”他号召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B13按邓小平当时的说法，只要这样老老实实地学了大寨，中国农业就有希望，甚至是前途无量。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一百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摘过苹果、挖了一下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一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是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大寨的党支委们正在头疼，组织学习江青的讲话吧，不敢。不组织学习讨论吧，也不敢，拖了几天，得知毛主席发话了，才放下心来，决定对江青的讲话不印、不发、不传。
全农会开幕式结束后，邓小平应陈永贵之邀到大寨。他以前陪着马里总统来过一趟，这次准备住下，仔细看看，还通知了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说要到他那里转转。邓小平到大寨后，发现江青住在那里。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上虎头山转了一圈就走了。李锁寿在村里等着接待，等到很晚才知道邓小平已经离开昔阳。
全农会期间，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做了题为《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发言，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做了题为《学大寨不断革命，抓根本坚持斗争》的发言。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基本调子是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利用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原则，即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倡导以革命的精神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以阶级斗争克服反对力量和消极因素的大寨和昔阳的经验。
在这两个主要经验之外，昔阳的大寨公社，南垴大队和石坪大队等11个单位也介绍了如何成功地运用上述经验的经验。所有的这些发言材料，都是出自原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宋莎荫的手笔。陈永贵点名要宋莎荫执笔。这位因历史问题50多岁还入不了党，被下放劳动的记者靠陈永贵解决了入党问题，又被调任《山西日报》副总编，昔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陈永贵的想法和大寨模式的根本领悟得又深又快，不到20天便把所有的发言材料准备停当，随后又大改了一通。材料写完改好之后，宋莎荫竟累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华国锋所做的总结报告由“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份报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勾画出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头的尽头处标画着800个大寨县，那应该是1980年，即第一次全农会五年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美好景象。按路线图规定，今后的五年内，全国每年至少要平均新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五年就是五百，再加上现有的三百共为八百，超过了全中国二千多个县的三分之一。到那时，按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地方搁了。
那么什么才叫大寨县呢？华国锋提出了六条标准，前三条是虚的，也是有保证作用；后三条是实的，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村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怎样才能建成大寨县呢？华国锋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首先要普遍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今后五年，每年都要搞一次县委整风。而县委呢，则要带领公社和大队，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部分领导班子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衰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掌权的问题，也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阶级斗争开路。华国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拿出自己的规划和时间表来，每年两次向中央写出情况报告。
一切都阐述安排得妥贴细致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调子很高的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说，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他说，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