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时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四十三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勉强能看懂报纸，能看懂文件的大意，也可以拿着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昔阳还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顶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距也特别宽，熟悉他的秀才们把他的讲稿工整地抄在格子里，在他不认得的字下边注上他认识的同音字。据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估计，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五百个，认得的汉字不超过一千个，这离一千五百字的脱盲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２页）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轻化纺战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不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
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扬”四个字。１９７７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嘛，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愤很大，而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这是么回事
二、与张春桥翻脸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⑥
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６月１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７月３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７月１７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诉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的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⑦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春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刺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
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⑧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挺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去，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
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同仇的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４５分钟，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三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一讲话就挨训。
事情越闹越大了
三、当副总理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涵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
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
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道：“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从１９７０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几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许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８８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长沙找他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分别担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评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人的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了这了？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一个场长避短的办法。
１９７５年５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四、“钓鱼台无鱼可钓”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帝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埃里金纳”，爱尔兰籍经院哲学家，约9世纪40年代迁居法，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一趟钓鱼台也是难于上青天。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下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往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richs，1794—1861）、罗森克兰茨（KarlRosenkranz，1805—，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