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上午，陈永贵到达两派战犹酣的平遥县城。两派的首领听说陈永贵代表中央来了，都想把这位钦差大臣接到本派大本营落脚。陈永贵没有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和稀手段，甚至也不肯摆出表面上的中立来，他径直到了联络站的大本营平遥中学，正如对立面攻击的那样，一屁股坐在了联络站一边。联络站大喜，马上在大喇叭里喊了出去，号召平遥人民不要受欺骗，要分清是非，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司在被动之中只好硬着头皮宣传陈永贵不在平遥，说联络站造谣可耻。这时陈永贵亲自站出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当地人都熟悉，果然老陈在联络站派的大喇叭里表态支持联络站，且且旗帜鲜明得无法做任何曲解。陈永贵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总司方面的群众被激怒了，对立情绪暴涨，大批人马将平遥中学团团围住，架起高音喇叭大喊：“叫你们死亡在一起，埋葬在一起，腐烂在一起！”
是日，总司派的平遥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号令民兵进城，进城者一天两毛钱补助，同时村里给记满分。民兵进城后连一民又发放枪支。尽管他没敢发子弹，但是马克沁重机枪一架，明晃晃的刺刀一上，那阵势也极是唬人。
总司的围困者围着平遥中学叫骂，呼喊着要把陈永贵拉出来杀掉。陈永贵听了，倔脾气一冲，居然自己就站了出来，拿起喇叭叫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B13
总司方面的人倒一时愣住了。叫喊了半天，真的有机会抓住陈永贵打死了，又没人敢下手。愣神之间，联络站方面已经将陈永贵拉了回去。此时中午已过，陈永贵被困在平遥中学已逾半日，午饭还没有吃上，晚饭也没有着落。眼下冲又冲不出去，食物又送不进来，联络站其它据点的战况似乎也不妙，真是兵家所谓的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陈永贵陷入困境。
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出。昔阳的领导集团大恐，火速商议对策。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派人前去探望慰问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妙策。这时当天晚上，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新华社记者传来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下达四条指示，电令驻晋的69军军长谢振华接陈永贵出来，保证陈永贵的生命安全。谢振华虽然在心里倾向省军区和红联站，但是他明白陈永贵的性命非同小可，立刻遵命派出一个营荷枪实弹的军人奔赴平遥。
红总站的干将，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也听到了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这位专啃硬骨头的武斗先锋与陈永贵关系不错，闻讯后立刻召集红总站武斗的精锐部队，十三冶的炼钢工人紧急出动营救陈永贵。只见20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精壮汉子向距太原不到200里的平遥扬尘而去。
武装部队赶到平遥时已是凌晨。总司方面围困平遥中学的势头未减，叫骂声依旧。这一个营的军人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围着平遥县城团团转，同时又有一个连徒手的军人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三辆卡车上，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驶入城中。见到这些正牌野战军来了，本来就与军队关系不错的总司并没有阻拦，也未必有胆量阻拦。军人进入平遥中学，见到陈永贵，请他换上军装，上了军用卡车，蹲在高呼口号的战士中间撤出险境，退到四五十里外的祁县住下。当夜，昔阳方面派出的李韩锁、郭凤莲赶到祁县探问，知道老陈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次日，来自太原的一万多人的武斗队伍开进平遥，将总司方面痛砸一顿，赶出了县城。杨承效20卡车的骁勇的炼钢工人在平遥的攻坚战中大显身手。在归途上，杨承效又顺手拔掉了几个红联站的据点，砸了太谷农学院。红总站声威大振。从此平遥易手，红总站暂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平遥事件解决后，县人武部部长连一民被捕，枪支收回，重机枪血衣等摆出来展览。陈永贵凯旋般地返回昔阳。
1967年8月13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王贵科宣布欢迎陈永贵同志胜利归来大会开始，然后郑重其事地致了欢迎词。
次日，昔阳将原晋中地委的负责人揪来，在两万人大会上狠斗一场，抹黑脸挂牌子，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B14陈永贵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无论昔阳怎么为陈永贵贴金出气，陈永贵自平遥事件之后在山西的声望终归是下降了。本来中央派他去平遥是解决矛盾的，他不但没有解决了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这不能不使陈永贵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形象受损，也使派兵救他出来的谢振华颇看不起他。在背后谢振华与人谈到陈永贵时从不直呼吸其名，只管他叫“白毛巾”。恐怕这不仅仅由于陈永贵总在头上裹一条白毛巾，平遥事件处置失当也应该是产生轻视的原因之一。
平遥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陈永贵更深更公开地卷入了山西两派的斗争。在昔阳流传的一则轶事中可以看出陈永贵与另一派人马的对立之深。
昔阳与平定交界。平定属阳泉管辖，而阳泉又是陈永贵反对的红联站和兵团派的势力范围。陈永贵回昔阳偏偏又非得穿过对方的领地不可。一天，陈永贵乘坐的吉普车正行驶在平定至昔阳的山路上，一群大汉迎面挡住了去路。
司机按着喇叭，很硬气地问：“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
这伙大汉道：“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说着，一位汉子把手枪伸进了车门，对准了陈永贵的脑袋。
陈永贵一愣，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把嘴角叼的烟卷一丢，瞥了手枪一眼，右手狠狠拍了胸脯一把，说道：“开枪吧，朝这儿来！”
就像围困平遥中学的总司派一样，拿枪对着陈永贵的大汉反而呆住了。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又点起一支烟，打开车门慢腾腾地下了车，满不在乎地站在车前环顾众人。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使多大胆量。我等着哩！”陈永贵轻蔑地说。
没想到，这一群壮汉被陈永贵震慑住了。一位大汉竟扑通一声跪倒，结结巴巴地说：“老陈，这，这，本来，不是我，我们愿意干的，这，这是，打发我们，我们来的！”B15
结果陈永贵勇敢无畏，光荣脱脸。但是红联站方面对陈永贵的敌视显然不那么容易脱开了。红联站方面好歹也顶着山西的半壁河山，再让这半壁河山听从陈永贵的调遣谈何容易——更何况本来已经很不容易
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1967年8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9月5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11月起，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运送急用物资。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12个连零4个班的上千名参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响。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哲学研究论文集》等。参，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当然要比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B16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B17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69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96页）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40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利。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20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20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B18
1969年8月14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B19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个不字。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稿子。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顺达敬过酒。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哲学人类学研究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广义指哲学上一切，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B20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言理性只能认识静止的、僵固的东西，不能达到处于不断流，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异议而作罢。次年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着重阐述了社，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