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同上40。
47．《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48．同上。
49．同注39。
50．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1页。
51．《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52．见《中国的大悲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3．参见《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
55．见《昔阳大事记》，昔阳县志办公室编。
56．见《陈永贵在全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原始记录稿，1975年2月27日。铅印整理稿中此段被删除。
57．同上。
58．同上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注①《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注②《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注③同上。）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注④同注1。）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⑤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二、卷入派性
从1967年年初的“一·一二夺权”到1967年夏，不过半年的时间，山西的造反派内部已经打了个一塌糊涂。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从口角争到拳脚，又动了棍棒，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已经拿出了真刀真枪。
进入夏季后，两派冲突日渐加剧，各地常有军械被抢的消息传来。红联站拥戴的张日清有省军区司令员，红联站的人便顺顺当当地从军区“抢”出了大量枪支弹药。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有大兵工厂在手里，别说机关枪手榴弹，就是火箭筒迫击炮也能“抢”出来。
这是一场全省范围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大对抗。唯一没有卷入冲突的强大力量只剩下驻扎山西的野战军部队第69军。69军军和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们和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同属北京军区管辖，军队与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又有同类相聚的天然情感，69军亲张日清疏刘格平应当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由康生出面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刘格平、张日清这两位对头和陈永贵等山西人要面对面地坐到会议桌旁边。
康生并没有和稀泥，他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同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有人考证过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据说七月会议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康生向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便由此渐渐传开。另一种说法是七月会议上正式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⑥不管怎么说吧，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很快就开动山西境内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最高指示：
特大喜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不管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如何，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七月会议上确实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陈永贵也站出来当面批评了张日清。
张日清略瘦，戴一副眼镜，有儒将风度。他不大看得起陈永贵。张怀英任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期间，亲耳听到过张日清背后贬低陈永贵，说陈永贵算个什么，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张怀英把这番话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阴沉着脸没说话。这确实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敏感部位，他自己偶尔说说笑笑还可以，别人却不能随便乱捅的。张日清看不起陈永贵，陈永贵对张日清也有看法。张日清曾给本派人马发枪，又向上级报称枪支被抢。陈永贵知道此事后，便向中央告了张日清的状。总之，陈永贵与张日清有前嫌。
现在中央发话了，陈永贵对张日清便不再客气。“我们的话你一句也不听，”陈永贵训张日清，“我们的话你听上百分之二十，扣除百分之八十，你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误。”⑦
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格平的红总站杨眉吐气，载歌载舞。拥载张日清的红联站受到的打击，但是并不服气，更没有倒台。他们不敢说最高指示是假的，当时似乎没有人胆敢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们可以说红总站蒙蔽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罪该万死。两派斗争继续进行，有些地方更是抓紧备战，准备血战到底。
陈永贵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山西的上层争斗。
一次红总站和红联站两派的万余人在五一广场联合开大会，刘格平、张日清和陈永贵都到了。会前两派人马说好，一方出一个口号领呼人，一方占一半座位，两派发言的人数相等，喊口号不许带派性。刘格平和张日清都按协议讲了些平平稳稳的话，然后就轮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在话筒前一站，还没说几句就冒出一句“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这等于是破坏两派协议。红总站的女口号领呼员立刻高呼：“坚持支持刘格平同志！”半边会场就跟着喊支持刘格平同志，同时热烈鼓掌。红联站的口号领呼员反应也很快，马上高呼：“炮轰刘格平！”于是另外半边会场就跟着喊炮轰。这时主席台上的人，包括刘格平本人，都盯着陈永贵使眼色，示意他圆圆场，别惹出乱子来。谁知陈永贵倔脾气上来了谁也不理，对着麦克风重复了一句：“就是要坚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一下会场上就翻天了。红联站的群众愤愤地往前涌，要与陈永贵辩论，红总站的群众也往前涌，要保护陈永贵同志，眼看双方就要开打。刘格平见要出事，赶忙宣布散会，下令红总站的人立刻退出会场。红部站奉命撤退，武斗算是避免了，陈永贵却被愤怒的红联站群众团团转住。不得已，陈永贵躲进主席台下的地下室。四个小时后，69军旁军部的大批军人赶来劝说群众退走，一直劝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解了陈永贵的围。⑧
陈永贵自七月会议之后就明确地站在刘格平一边，不过据陈永贵后来说，他对刘格平也不是没意见，似乎是怨他对军队方面做得太绝。“他从七月会议回来以后，”陈永贵说刘格平，“尾巴翘得很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很坏。我多次给他讲过，他当场也听，但下来以后有不少人帮了倒忙的，特别是他的老婆当了他这个常委会主任的家。”⑨
由于刘格平存在着“尾巴翘得很高”的弱点，七月会议后一度失利的红联站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当时，山西出了一本宣传刘格平的光荣历史的小册子，上面宣称“他对我们的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说他对刘少奇的斗争“对整个世界进步人类和革命人民，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山西长治东方红电影院前还有一幅巨大的彩画，名曰：“踏遍青山人未老”，一眼望去，刘格平的高大形象赫然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甚至比毛主席还突出，还醒目。此外，山西造了许多毛主席像章，有人说其实是刘格平像章。经这么一提醒，观者果然怎么看怎么像。这些罪状均被红联站方面的谋士搜集起来运往北京。看看刘格平在山西干了些什么吧，他搞个人崇拜，要当山西的“土太阳”。这一条罪名放在前清该够得上砍头了。中共中央倒没砍刘格平，但刘格平还是被召到了北京挨了批评。“刘格平，刘格平，”康生说，“你也不要脸？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什么叫以你刘格平为首？”刘格平挨了训，红联站方面出了一口气，将局势朝有利于本派的方向扳过来一些。B10
这时红联站方面又有人试图拉陈永贵倒戈，加入自己一伙。红联站拥护的“刘陈刘”之中的刘贯一，曾亲赴大寨找陈永贵做动局工作。陈永贵后来说：“动员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打倒刘格平。我心里有数哩，党中央支持刘格平同志，为什么他们要打倒哩？这我都了解。中央并不有对他们说过那样的话嘛，仍然还支持刘格平同志，还保刘格平同志。”B10
陈永贵死保刘格平，红联站方面只好反陈永贵。在晋东南，红联站系统的“联字号”与红总站系统的“红字号”围绕着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各自支持一方的大劳模展开了标语大战。联字号刷出毛主席和李顺达吃饭时说过的话：“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酒！”同时又刷出骂陈永贵的标语：“陈永贵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学大寨不等于学陈永贵！”“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红字号则针锋相对地挂出了放大到真人大小的刘少奇与李顺达握手的照片，大标语上写道：“李顺达反寨罪该万死！”“农业学大寨！”“永贵好！”——两派都有最高指示撑腰。
有一次，与红联站一势的兵团派幕后首领，五人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袁振去昔阳参观大寨展览馆，发现陈永贵有一段给日本人送粮被捕的历史，袁振便将此事宣场起来，言下有整陈永贵叛徒的意思。陈永贵岂能容忍，当场就与袁振大吵了一架。袁振离开昔阳后又到阳泉揭陈永贵的丑，正巧陈永贵要去太原，在阳泉乘火车，两人在火车上相遇，又是一场大吵。当时还沸沸扬扬地流传着陈永贵系逃亡地主之类的说法，虽然叛徒地主等等纯属流言，陈永贵招传流言者的恨却是事实。
到了这个份上，陈永贵再怎么表白自己没有派性也不灵了。在山西的老百姓眼里，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派的旗帜，另一派的眼中钉。在中央的眼里，陈永贵的倾向性也是明摆着的。陈永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又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有人暗示山西大乱要由刘格平和陈永贵这两位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负责。陈永贵一瞪眼一梗脖子说道：“如果把刘格平、陈永贵杀掉能稳定山西二千万人口的话，我们两人情愿，杀掉头！”B12
三、平遥受困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一派简称总司，属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军界关系甚密。陈永贵几个月前曾经当过总司的常委，因对待十月事件的态度不同而疏远了。另一派简称晋中联络站，属刘格平的红总站系统，在十月事件上与陈永贵的观点一致。
却说总司要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开大会热烈庆祝。庆祝建军节本是当地的传统，“八一”在昔阳一带几乎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但是由于派性的关系，总司大肆庆祝建军节似乎就有了向与军区关系不睦的联络站挑衅的意味。联络站针锋相对地抬出大寨抗衡，要在同时召开学大寨会议。当面鼓对面锣一响，对台戏就唱开了。
开了庆祝大会后两派便上街游行。那平遥县城能多有大块地方？两派游行队伍相遇，始而对骂，继而开打，拳脚交加棍棒挥舞砖瓦横飞。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你打我砸，你攻我守，又加上大喇叭里整日对骂，平遥一片混乱。联络站方面的实力似乎相对弱了些，吃了亏，使派人火速赴京告状，说总司反大寨，砸了他们的机构。
平遥和昔阳一样同属晋中地区，应当算陈永贵的老家。陈永贵又当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便派他赴平遥解决问题，促进两派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