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瞠目结舌的寂静中，毛泽东又转向与他私交极好的陈毅：“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泽东又转向了谭震林：“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最后，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B32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后来，那些挨了毛泽东的训斥的元老们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写检查、挨批斗、甚至挨了拳脚。不过中国政坛的基本平衡并没有毁坏。
两个月后，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成员。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次日的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的人员名单。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这些“二月逆流”的参与人在庆祝活动中公开露面。这是向全中国宣布：他们没有被打倒，毛泽东在调节平衡
五、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段语气急迫，散发着农业大国特有的焦虑和担忧的文字摘自中共中央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公开信。这段话作为黑压压的通栏标题浩浩荡荡地登在196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春耕在即，而城里的造反夺权风潮在中央的鼓励下波及农村，中国农村大乱。
一天，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的陈永贵坐着吉普车追赶一伙红卫兵。他想把这伙到处煽风点火的学生赶出昔阳，他甚至准备动武。别人不敢惹红卫兵，陈永贵敢。
被追赶的是一些自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城里来的学生。他们摹仿着老一辈革命家不避艰险地狂热工作，因此也显得能量极大。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队书记被打倒了多一半，各个村庄群龙无首，你打我斗日常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派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种积怨一齐拥了上来，春耕生产受到巨大威胁。于是陈永贵就动员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回校闹革命，换句话说，别在昔阳添乱捣乱。实在没有盘缠走不了的，县里给掏。
有一伙红卫兵软硬不吃，铁了心非要在昔阳闹个星火燎原。陈永贵火了，听说这些人正在井沟大队闹，就带上人从大寨赶到井沟。井沟的一位姓赵的大队干部是陈永贵的过继女儿的生父。这位老赵一向佩服陈永贵，曾听说老陈的老伴想领养个女儿，就跟陈永贵说：“老陈，我有好几个女儿，给你一个，咱也攀个亲。”如今这位亲戚也被打倒了，挨了斗。
陈永贵带人追到井沟，得知红卫兵已经跑到留庄闹去了，便又赶到留庄，又追到沾尚，最后在王寨追上了那些红卫兵。这些人果然能闹腾，正在王寨火上浇油地揪斗大队干部，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捣乱”。B33陈永贵当了半辈子大队干部，最见不得人整大队干部。当下就命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两位红卫兵不服，挣扎着申辩，陈永贵手下的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陈下了命令就得执行，把两个革命小将五花大绑押送到省军区处置。B34
处理完此事，陈永贵就要上吉普车回大寨，打开车门刚刚跨进了一条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忽然扑了过来，死死抱住陈永贵的腿证法观点。其代表人物在哲学史上通常称为自然哲学家。该，哭道：“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B35
原来这位老太太的侄子是这个大队的干部，被夺了权，挨了斗，还游了街。这还不算，老太太一家老小也跟着受了牵连，不许参加会议，被说成是保皇派，大喇叭里天天指名道姓地骂。老太太哭诉道：“你能见了毛主席，你给我们代问毛主席，这一个人犯错，这全家亲戚朋友都受连带？”B36
陈永贵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太了解大队干部了。这伙人一年到头吆三喝四，没有不得罪人的。上边号召打倒肯定就有人响应，而且必定将家族纠纷连带进去。这么闹下去可就要天昏地暗了。而且农村聚族而居，一旦出了人命，冤仇一结就是几代，不知哪辈子才能有个了结。
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西欧文化，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著作有《对圣经的评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定有多少感谢的。”B37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表
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里，土地肥沃，人均亩数也比大寨多，可是产量却不如大寨。更严重的是，留庄从来也不去大寨参观学习，他们热衷于搞副业，大马车整天在外边转悠着捞现钱。陈永贵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解剖麻雀”，细细研究之下，发现了留庄大队的领导班子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盗成风帝。他的学说对以后基督教的思想影响很大，恩格斯说他，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B38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良知良能实为心之本体，我之主宰。后世学者多有发挥，但，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再次抬起头来。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国的斯宾塞等。，单靠昔阳那些秃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的几个村外几乎就没有去过别的公社大队。“难道我不想去？”陈永贵1968年对他的昔阳部下说，“我想去。想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去没有好处。去，我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寨精神，走资派反对你哩。”B39
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以张老太为代表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于物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概念即理念，它是世界的本质。，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绝不是喊喊大口号、摆摆花架子。在学大寨运动中，这一套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贯彻推行大寨模式的强制性手段，是镇慑难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的大棒。学大寨运动发展到文革时期学”中的“宇宙”。，便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强制色彩，越来越多地强调了大棒和权威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排斥原有的胡罗卜式的榜样作用。大概这一点就是陈永贵反复讲过的“大批促大干”所包含的一部分道理。不过，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被否定之后，当大批判失去依据，大棒也因而失去威慑力之后，学大寨运动又会怎么样呢？
七、破私立公：大寨县的诞生之二
革初期的一天，大寨的大队长贾承让带着一拨社员下地干活。打歇的时候，几位年轻社员把镢头往地下一扔，大叫了一声累，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位小伙子这个说累，那个说渴，贾承让听了笑道：“累了坐沙发，渴了喝汽水嘛！”
类似的场面本是极寻常的，陈永贵却从中发现了关乎路线的大问题。他抓住这件事专门组织了一次社员会。
在那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了七八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室里，胸前戴了个毛主席大像章的陈永贵问面前的社员们：“为什么过去冰天雪地，三战狼窝掌，大家把苦变甜？现在干一般农活就觉得苦？觉得累？为什么有的人见了歪风邪气不批评？”他让大家联系实际斗私批修。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纷纷发言，联系实际斗私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