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2月中旬起，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而成为昔阳县20多万人的最高领导和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陈永贵鲜明地感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变化，他说：“现在不跟过去一样啦！不能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有个意思哩！”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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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这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海、北京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受到接见。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过了几天，最高指示传了下来，许多陈永贵派的山西造反派报纸在报眼那块专登最高指示的地方登出了六个大字：“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后来见了，觉得有点过分，便不让登了。但是毛泽东主席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谁不见谁，让谁公开露面或不让谁公开露面，确实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由周恩来拟定了名单，毛泽东本人审批。这里包含着最高领袖要扶持谁或打倒谁的信息
四、毛泽东控制左右平衡
196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三。陈永贵在昔阳县城里批斗地、县两级当权派，搞他的“二一一”夺权，北京的中南海里则开着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这次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在怀仁堂会议室举行。主持人周恩来坐在正中。会议桌的一边坐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和康生率领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的新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B27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抓革命促生产”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两重性与会议桌两侧的人马的分歧和对立了。
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般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崇尚精神力量，也尊重物质力量；他热爱革命，同时也想尽快发展经济；他一意孤行而且孤注一掷地采取极其激进的手段打碎了17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以创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新世界“以太”为“太极”，认之为世界之本源；以“生元”为“细，同时又保护着一个尘世国家得以存在的最起码的条件和秩序。毛泽东想把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怀仁堂会会桌两侧的人马似乎就是毛泽东自身矛盾的展现，不过，这两个方面统得显然不怎么成功。
会议开始不久，双方就争执起来。徐向前冲着对面的人拍桌子，对面的康生则质问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指责陈伯达等人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想把军队也搞乱。
叶剑英话中有刺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种提问方式简直使陈伯达无法回答。叶剑英的讽刺已经难以应付了，他所涉及的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更是复杂得至少要从大跃进说起。
在大跃进时毛泽东就讲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28毛泽东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党的领导，而且是一连五次讲话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他三年前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观点，但是他也确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他问，如果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B29
大跃进跌跤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深居简出地思考了多年。他不认为大跃进的基本思路错了，相反，在他看来，大跃进所代表的人的因素第一，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道路。中国革命一不靠飞机大炮，二不靠物质刺激，为什么胜利了？不就是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么！”战争之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再往远点说，中国被世界列强骑着打，偌大个天朝上邦船不坚炮不利，而且连能够顺顺当当地发展工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近乎没有，中华民族怎么就能挺起胸昂起头？不就是靠近百年来无数炎黄子孙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想方设法英勇奋斗么！既然凭着这种革命精神可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问题就在于有人不肯走这条合乎中国革命传统的路，问题就在于有人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64年2月，毛泽东说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B30他说，这些人在国内主张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1964年12月，毛泽东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干部。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问题如此严重，如何解决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总结了他解决上述问题的经过，他说：“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种自下而上解决问题所需要使用的四大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写进了宪法。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可以用好这些手段，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这些手段清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更彻底地揭开盖子，解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那些把他们引向邪路的人，打倒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当官做老爷的当权派，人民的心情舒畅了，革命精神更纯洁了，生产力就解放了。届时经济自然会迅猛发展。这大概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那种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断受到批判的理想世界就会建立起来。
话又说回来，尽管毛泽东号召人民造反，但是他并不能忍受无政府主义。1967年2月12日，也就是叶剑英以嘲弄的口气问陈伯达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的第二天，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要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他责问：这是谁搞的？
毛泽东似乎是在极左的钢丝上不断地做着左右之间的调节，寻找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工作，他应该熟知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这些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观点。
陈伯达看着怀仁堂会议桌对面的叶剑英，他避开了关于要不要党的领导的语带讥讽而且暗藏陷阱的提问，以守为攻地答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坐在陈伯达一侧的关锋似乎不避锋芒，他冲着对面的党政军元老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眼看着冲突迅速升级，周恩来发话了。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议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没人顶撞周恩来。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2月16日下午3时，怀仁堂会议室里又开碰头会，继续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碰见了张春桥，谭震林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陈丕显是被夺了权的上海市委书记。在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和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非正常死亡，许多省、市委书记挨斗游街之后，毛泽东指示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设法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不少人被当地扣押着。陈丕显就被扣在上海。
张春桥听出了谭震林兴师问罪的潜台词，推脱道：“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不管用了，”张春桥道，“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走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再次向张春桥要人。这位个头不高，骨骼见棱见角的老革命压着火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躲闪道：“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闻言大怒，打断了张春桥的话嚷道：“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B31
这位工人出身，1928年就当了井冈山特委书记的毛泽东的老战友压不住火了，索性把话都说了出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起孩子，谭震林的火气更大了：“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这时，负责公安系统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继续吼道：“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罢，谭震林气冲冲地拿起文件，穿上衣服便往外走：“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叫住了谭震林，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接着发言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也说道：“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拍着桌子叫道：“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这时谢富治又插话为文革小组辩护，劝对方不要那样讲法。李先念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革小组那一侧的人使劲做着笔记。
谭震林又说道：“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道：“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后来聂荣臻也愤愤地说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的人不安好心。
当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对笔记，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坐在灯下抽着烟，张春桥拿着会议记录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当然知道很多老干部受了冲击，憋了一肚子气。他也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认为这是正常的，他还要继续往前走。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干成第一件大事的代价是两千万条人命。第二件大事寄托了毛泽东后半生的理想和希望，甚至寄托了他一生奋斗的全部意义，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至于他的老战友不理解他的美好理想，因个人受了冲击而不满，他还有些生气。当张春桥说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两天后的晚上，毛泽东出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大发雷霆。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要刘、邓上台。”毛泽东对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的老部下们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动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动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对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