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旮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黑龙江，陈永贵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永贵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永贵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触动大楚、卫、魏国之间，多次制止战争。提出“兼相爱，交相，教育深等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他嘱咐郭凤莲出去不要挑刺，但是又说他可以挑刺。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恳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除了挑刺之外，陈永贵在各地视察讲话的主题就是介绍大寨和昔阳，鼓励人们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干苦干，甩开膀子大干苦干。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五十华里分三段，六十华里一条线，七十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永贵坐着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犯错误，刮共产风。”
陈永贵特别不待见告共产风状的人。他对东平的书记说：“你告诉他，我开始干，就准备犯个大错误，犯一个共产风的大错误。但我不怕。就是坐了牢，有一天群众也会把我放出来，因为我没办坏事，办的是社会主义的事。”B23后来陈永贵果然接到了告状信，告山东刮平调风和共产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根本不予理睬。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纪登奎也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主持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对陈永贵的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那儿很是羡慕。他笑着对陈永贵发牢骚说：“数你自由哩。你可是好，愿去哪儿去那，还是主席给的权力！”陈永贵笑道：“老纪，文字的东西咱也干不了，我也不懂那，你们文化人干。我就干这具体事，你们说哪儿开会，我就去给你开。”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但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基本是他想看的，听到的基本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昔阳是个挺特殊的地方。出过几任才干出众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陶鲁笳，后来任山西省书记。另一位是马兴元，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张怀英在昔阳干了七八年，也因文化活动和干部参加劳动搞得好，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称赞。这样，轮到陈永贵上任的时候，昔阳已经拥有一支经过多年锤练，在全国范围内称得上出众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而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对学大寨运动又非同小可，用张怀英的话说：“有好干部是集体好，没有好干部，集体还不如单干呢。”
干部力量的强弱关系到集体经济的兴衰，更别提以行政力量为基本推动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昔阳的特殊情况使得陈永贵缺乏一种在干部力量不强的状态下草创而起的经历，因此就容易把学大寨运动看得简单容易，也容易形成大寨道路必胜的信念。实际上，在昔阳行得通的干部带头大批大干，在其它地方就很难行得通。学大寨运动根本不像陈永贵认为的那样令人乐观。
大寨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他们那里的学大寨情况：“说起我们大队，别提了。大概整个东乌旗是越往东越先进吧！学大寨口号在我们这儿，去年夏天曾红火过一阵。这不，没几个月——刚刚立冬，就根本没人再提起它了。队里领导班子还是老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牧业生产起色不大。农业点今年种了300亩糜子、小麦和荞麦，可是干旱，庄稼长得很差。秋收时人们又极不负责，许多粮食都扔在地里浪费了。为盖房子，大队春天去大兴安岭拉回木头，已经完工的10间新房，拖到现在还都没安窗户……”B24
类似这样半死不活的状况，陈永贵也不是一无所知。1974年张怀英出任寿阳县委书记，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就跟陈永贵讲了两个顺口溜。
一个顺口溜道：“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说的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吃得谁都怕多干了吃亏，能偷懒就偷懒，赌着气比着偷懒。
另一个顺口溜道：“蔡庄乱，乱蔡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年终结算还没队长。”说的是农村干部不愿意干，动不动就撂挑子。张怀英去蔡庄调查，发现干得时间最长的一位队长顶了两个月，最短的只当了一黑夜。后来张怀英出任运城地委书记，发现这里的问题与寿阳一样。只是顺口溜又有自己的特色，叫做：“在家等撞钟，在村等集中，在地等分工，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于是都不好好干，干部社员一概没有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点头叹道：“干部可是重要哩！”
难题和答案都很明白。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解决不了学大寨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呢？如果不可能每个大队都出一个雄心勃勃的陈永贵，一个肯干肯管肯吃亏的梁便良，一个任劳任怨的贾进才，外带郭凤莲、贾承让、宋立英呢？
再进一步说，陈永贵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套非经济性的动力机制中获得了极高的报酬。他声名显赫，地位崇高，这是足以令百万富翁垂涎的高报酬。努力工作以获得这类报酬的预期，早在五十年代就影响了陈永贵的理想和志向。但是这等声誉和如此高的地位毕竟是很有限的，究竟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档次的奖赏呢？如果没有这种奖赏，如果获得这种奖赏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掌握奖赏大权的上级领导自己就是靠吹牛拍马爬上去的，陈永贵式的大队书记会大批涌现么？没有陈永贵式的干部前拉后推，大寨道路还能不能走通呢？陈永贵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他满怀必胜信念。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性。”
其实这也是全国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获得的治军打仗动员民众的特殊经验同样成了用于指导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领域的准则。是毛泽东主席选中了最合乎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的大寨道路
十、对外国的印象庄稼汉的打扮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领一个代表团飞经东京、温哥华，落日后抵达墨西哥。陈永贵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66第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1975年访问墨西哥，第三次是1978年访问柬埔寨。
墨西哥的三月，鲜花盛开。陈永贵一行所到之处，人们总是献上大捧大捧的鲜花。这里的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比较熟悉，陈永贵时常可以看到欢迎者举着他头戴白毛巾的大像片。由于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地形与大寨相似，这里还放过介绍大寨和大寨田的电影。许多代表团参观过大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也去过大寨，与陈永贵早就认识。见到陈永贵，墨西哥总统握着他的手笑道：“上次见到你，你还没有当副总理。”他表示过几年卸任了，他要以学者的身份再去大寨，写一本研究大寨的书。
陈永贵在墨西哥访问了8天，他最关心的就是墨西哥怎么搞农业。他看了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坐着直升飞机参观了巴拉坎牧区，看了养猪场，小坎和农区小型工石。顺便带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他知道了大寨赖以生存的玉米就出自这个遥远的国度。临走前陈永贵还要了一些墨西哥的玉米种子，带回大寨试种。
墨西哥的农业支柱是农场主。他们搞不起劈山改河的大寨田，可是又要多打粮食，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大量使用喷灌和滴灌设备。铁管子皮管子一接，水就进了地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也不少打粮食，还省水。陈永贵对这些玩意印象挺深，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利化不错，”陈永贵对随行人员评论道，“你看人家资本主义也搞小块并大块哩！”
陈永贵把他对滴灌设备的深刻印象对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说了，总统便赠送了他两套。回国后，陈永贵把那套黑皮管子如蜘蛛网般地铺到大寨的地里，水就顺着手指粗的皮管点点滴滴泌入作物的根部。无论是梯田还是平地，效果都不错。由于陈永贵的提倡，这种洋玩意在中国还红火了几天。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
大寨在柬埔寨的名气，有点像五十年代苏维埃在中国的名气。柬埔寨人也学大寨。柬埔寨为陈永贵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热烈欢迎仪式。陈永贵一下飞机，迎面就看见两幅大红汉字横幅：“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欢迎队伍严格按男女分开。男人一概穿着绿色的类似军装的衣服，一概头戴解放帽，一概腰系皮带，脖子上一概围着彩相同的围巾。女人一色的黑上衣，一色的黑裙子，一色的短发，只是脖子上浅色围巾稍有不同。
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尔布特。这位以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除了一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友谊商店也没有任何商店。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全国都像张春桥主张的那样实行供给制，各种必需品全通过这个制度分配下去。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宿舍，结婚者一个月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好像是假日。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
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陈永贵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陪同下参观了农村。柬埔寨几乎全国的人口都下放到农村了，五类分子、专政对象更被赶到山上开荒造田。那时是1978年初，柬埔寨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内相当穷。柬埔寨全国每天只吃两顿饭，人们经常挨饿。可是干部群众一样苦，大家一样大干苦干，就像在柬埔寨到处放映的关于大寨的电影里那样。
陈永贵感叹道：“人家一下子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除了第一顿欢迎和最后一顿送别，波尔特和英萨利不陪着陈永贵一行吃饭。中国的客人吃得好，波尔特等柬方高级官员吃得差。他们抽的烟也没有商标，烟盒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字也没有画。
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可艰苦朴素哩！”
陈永贵一生没有访问过发达国家，不过他也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1978年7月，郭凤莲和李喜慎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了40天，回国后向华国锋、陈永贵等人做了详细汇报。他们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是开开眼界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陈永贵出国访问，一般照样穿着那套农民的衣服。去墨西哥的时候考虑到副总理的身份，陈永贵用他那240元的置装费做了两身呢料中山装，买了几件雪白的西式衬衫。他刚到墨西哥时就是这么一身标准的中国干部打扮。穿了几天。陈永贵别扭得难受，就要换他那身农民服。“不行，”陈永贵照着镜子说，“我穿上这个就丑得不行。”镜子里的映像也确实让人看着别扭：一身笔挺的呢料中山装，一个刚剃过不久，长出一层头发茬的光头，一张皱纹纵横的庄稼汉的脸。陈永贵到底把中山装脱下来了。
陈永贵的庄稼人打扮是毛主席夸奖过的。1967年10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也被扩大了进去。毛泽东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扫视被文革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委员和修补中央委员，寥寥不过59人，加上扩大进来74人也不过130多位。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陈永贵头上裹的白毛巾，身上穿的中式对襟褂子。毛泽东笑了，比划着说：“陈永贵，你那个官那么大，还是那个衣裳，那个帽子？”
同为中央委员，大劳模，李顺达就爱穿皮鞋和呢料中山装。李顺达自从陈永贵得势便诸事不顺，有人就帮他分析，出主意，说：“老李啊，你想想，人家陈永贵那身农民衣服哪，就沾大光哩！说不定毛主席喜欢那个打扮儿，才高待他！人家就是那身对襟小褂，白毛巾、老黑裤子，才像个北方劳模啊！连出国都不变，连欢迎外国总统都不变！你瞧你，农业劳模可是干部包装，难怪叫人家说你变色？我们大伙都替你想啦，他也置上一身农民衣裳吧！”
李顺达一笑，看看没外人，就说：“他出国，谁没有出过国？咱出国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草圪堆里头钻哩！去苏联，咱不但不穿老衣裳，还置办了呢子大氅。咱是怕给中国农民丢人哩，现眼哩！咋就非得穿老辈的老式样？社会还进步哩！我看，就拉倒置办吧！”B25
话虽这么说，李顺达看着陈永贵那红红火火的样子又怎能不动心？他老伴给他做了件对襟蒜疙瘩粗布小白褂，做了小白布衬衣、中式甩裆裤、老布袜和爬山虎布鞋，又拿来条白毛巾。李顺达穿上一试，对着镜子笑了：“咋这样别扭哩？太不爽身！要是旧些还差不多！”他抖了抖袖子：“这像啥老区干部？倒是过年串亲戚的小商小贩！脱脱脱！”于是就脱了，再也不碰。
陈永贵也不肯再碰他那身干部包装，连衬衫也不肯碰。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那一身透着庄稼汉本色的中式对襟褂，甩裆裤，小布衬衣、老布袜和千层底黑布鞋。外国人看了就稀罕地凑过去，指指他的中式褂子，又指指他的裤子和布鞋，翘起大拇指来咕噜咕噜。陈永贵便和气地笑笑，笑出一脸深深的皱纹
十一、家事
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那一阵昔阳县委的领导人热心帮助陈永贵找对象，当时陈永贵已经出名，县里想帮他找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年妇女干部，好帮他看看文件，整理整理材料。但没人愿意。于是，因十月事件而被调到原平县当公社书记的王金籽把自己离了婚的嫂子宋玉林介绍给了陈永贵。宋玉林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不过人长得很漂亮。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林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林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他妈的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坑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坑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如果陈永贵见着谁家打孩子，他非闯进去干涉不可。“你为甚打孩子哩？”陈永贵板着脸问，“什么事啦要打？孩子不懂事？你懂事？你大人还不懂事哪，孩子还能懂事了？不许打啦！有话说么。”
陈永贵有一次暴跳如雷，也按捺不住要打孩子。那是1972年陈永贵大儿子陈明珠嫌弃前妻，与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被陈永贵知道了。陈明珠的前妻花妮是大寨供销社的售货员，经梁便良介绍，由陈永贵做主，已经嫁过来十余年，在家里很是恭谨。陈永贵不能容忍儿子干不仁不义的事，让人叫来了陈明珠要管教管教。数语不和，陈永贵火冒三丈，又骂又跳，把暖瓶摔了个粉碎，扑上去要打。李韩锁叫来一群人劝解，拉的拉劝的劝，有的往外推陈明珠，有的拉住陈永贵请他息怒。陈永贵跳着骂着，大叫：“韩锁！把公安局叫来！抓起他来！关进来！”李韩锁与众人一道苦苦劝解，陈永贵不听，怒骂着非叫公安局的人来。过了一会儿，公安局的人奉命来了，推着陈明珠往外走，陈永贵追出门大叫：“给他关起来！我看你们谁敢放了他！”
公安局的人把陈明珠带到公安局，知道他还没吃晚饭，就给做了一顿饭，让他吃了自己找个地方睡觉。陈明珠当夜吃了五六片安眠药要自杀，半夜被人发现。陈永贵的儿子的性命非同小可，人们赶紧找主持县里工作的李韩锁请示，半夜敲开了他家的门，说陈明珠要自杀。李韩锁问明了死不了，骂道：“让他死去！我不管！”
次日，李韩锁劝陈永贵，说孩儿大了，管不了了，由他去吧。不然将来出了事还要后悔。陈永贵半晌不说话，最后流下两行老泪，叹道：“唉，就是对不起人家花妮！”不久，陈明珠离婚再娶，陈永贵把陈明珠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抚养，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到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上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做的各种食物，玉米面的（食字旁＋合）（食字旁＋各）和假豆腐。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才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才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林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林出名出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一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陈永贵节俭，宋玉林过度节俭，走极端的时候竟能把陈永贵带给孩子的衣服和别人送的《毛泽东选集》拿到大寨供销社“代销”。大寨供销社因为宋玉林告状曾挨过陈永贵的训斥，说他们卖的“的卡”是腐蚀大寨人，对副总理夫人当然再不敢怠慢，老老实实地收下付钱。有人看不过，把这事反映给陈永贵。陈永贵能听到这种逆耳之言时已经失了势，他阴沉着脸骂道：“唉，她他妈的就是这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