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短短的就职演说一共只讲了三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谈学大寨之外，前两个问题说的都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可见陈永贵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外又是搞革命，又是培训干部办学习班，又是参加生产劳动，竟然也支撑下来了。
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1972年1月，昔阳县所辖的李夫峪煤矿报告，说出了“反革命案”。县委派出工作组一查，原来该故的职工凌尔吉说了几句“大寨是王牌”之类的话，还有“座山雕”、“威虎山”之类的影射。那时，昔阳人论陈永贵曾有“二毛主席”之说，“毛主席常有最高指示、陈永贵常有最近指示”，影射陈永贵、轻慢大寨岂能饶你？县委调查组认为这是反大寨红旗，反陈永贵，必须严肃处理。县委要求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凌尔吉实行拘留审查。公检法方面毕竟对法律规定熟悉一些，觉得如此断案证据不足，便告诉县委需要复查。复查之后，公检法方面认为证据确属不足，决定不追究凌尔吉的刑事责任。
陈永贵知道了此事。1972年2月的一天，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县治安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凌尔吉一案的复查人卜二和汇报案情。卜二和拿着调查材料，将复查情况如实汇报了一遍，陈永贵火了，问道：“大寨是威虎山，谁是座山雕？”“什么人才反大寨？怎么反大寨你们不扣？干公安工作20多年，认不得个反革命？”B50
会后，凌尔吉被拘捕入狱，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坐牢三年零两个月。卜二和因“对大寨没感情”，“不支持昔阳红色政权”，被赶出公安机关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陈永贵上台后就开始在昔阳境内转悠。两辆小车拉着陈永贵，拉着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今天沿着界都河跑，明天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陈永贵常常半路叫车停下，他下车站在干河滩上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他治下的这片贫瘠的山河。他的助手们有的在他身后摊开地图，有的和老陈一起指点江山。很像是照片和电影上常出现的那种场面。
一年过去了，县里的各种工作已经理顺，各层领导班子大致顺了手，陈永贵心里也有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谱。
与流行全国的印象不同，陈永贵的第一炮并不是修梯田。修梯田费工多，成本高，不如向干河滩要地来得容易。昔阳境内有五条大川，干河滩有的是。陈永贵概括他的战略思想说：“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
在昔阳的五道川里，陈永贵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这里只消打一条坝，就可以造地两千余亩。因为挨着县城，影响也大。代价是挖土毁东关大队的好地130亩。造地两千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主是代天行事，须以天意为行为准则。君臣、父子、夫妻之，但是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想新的干大的”陈永贵式的气派，一会说同意，一会又说东关大队不通，犹犹豫豫地来回变。“一个村不通就不干？”一位县里的领导人火了，要开会整整反对者，动硬的。陈永贵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有好几条河哩。于是就改在界都河。
界都河宽700米，按陈永贵的设想，只要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河床截直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三千亩平地。这个想法并不错，问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县里又缺钱，谁能白干呢？
大跃进时，城关公社曾经想平调大寨的劳力建万头猪场，陈永贵顶着不给。现在轮到陈永贵向各公社大队抽劳力搞界都河会战了，当年他说人家是共产风，这回他该怎么说？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召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学习班到第十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和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训话。
“同志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陈永贵朗声说道，“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他先把纲上到当时的最高度，即忠不忠的高度，然后就讲他和县革委的同志怎么为建设大寨县遍了20多个公社做规划，不如此又如何不行。他说：“那么我们掌权啦，我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毫没有问题的。”
说完规划和设想他再次上纲上线：“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听了这话，恐怕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绊脚石，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修了。
纲和线上足之后，他终于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陈永贵说：“按照各生产队和各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陈永贵以未来的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队去共公社的产的设想作为抵押，去交换即刻向各村抽调的大批劳动力，并且一口咬定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700多名各级人尖子坐在下边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
散会后，立即有几位积极性过人的干部上街，刷出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标语：“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紧接着，又有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
陈永贵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番话里的漏洞，似乎忘了他干的事也是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忘了他在大跃进时期顶过的抽劳力建猪场也是要让劳动力们去创造财富的。他对自己的部下说：“说这是共产风东山再起？昔阳刮共产风？这共产风我们可是要刮哩！这次会后，你们回去要刮，一直往起刮，直刮到共产主义！刮吧！”B51
十、“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1970年8月9日，中共中央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度出任中国农业最高行政首脑的纪登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抵达昔阳。他此行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三个月前，美国出兵柬埔寨，同时派出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群狂轰越南北方。一年零五个月前，中苏两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仗，随后又在新疆等地大动刀枪。在南北夹击之间，毛泽东主席告诉中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于是，发展农业，广积粮，提高各地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能力，便有了新的战备意义。纪登奎的昔阳之行就是想找出一条解决南粮北调，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路子。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辽阔的北方养活不了自己，北方人要吃南方的粮，这个问题也够让国务院头疼了。
纪登奎的到来惊动了山西的党政要员。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和王治平等领导人特地前来陪同这位正在上升的政界新星。
下午三点，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和省里来的同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又上了虎头山。时值盛夏，茁壮的玉米被矫阳晒得叶子微微有点打卷，谷子已经抽了穗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主要代表是舒佩（WilhelmSchuppe，，密密实实地挤得风雨不透。看庄稼的长势，1970年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跃一步，再创一个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