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滔滔不绝的一番大论，着实让戴笠、胡宗南两人感到惊讶。他们原来还只是听说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风采，想不到流落到此的老头子还有此等高见，真不愧为政坛老手，难怪蒋介石非得要我们两人来走一趟。这一趟也还算没有白跑，他们回去也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了。于是，再聊了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便与陈告辞，急忙赶回重庆向蒋汇报去了。
戴、胡走后，潘兰珍看到他们在陈独秀面前毕恭毕敬，一个劲地说陈老长、陈老短的，觉得她跟着陈独秀也沾了不少的光。她兴奋地对高
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都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怎么也没见人打扫街道。”高语罕笑着对她说：“戴笠、胡宗南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他一定会来的。”
３
１９３８年冬，天气渐渐地转冷了，寒风瑟瑟，吹到脸上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陈独秀和潘兰珍见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又搬回江津县城。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８３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一家住。陈独秀见房子多了，就将一直与儿子陈松年住在一起的嗣母谢氏接了过来，以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一家人住在一起，增添了不少的家庭欢乐。过春节时，陈独秀还特地叫儿子陈松年一家来，全家老小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寒来暑往，转眼间又到了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漫山遍野长满了各种鲜艳的山花。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陈独秀感觉一身轻松。今年，陈独秀就满６０岁了。
一天，罗汉来看望陈独秀，入春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陈独秀。罗汉问道：“住在这里行吗？”陈颇感为难地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准备去一趟重庆，回来后我再想想办法。”陈独秀万万想不到，这次与罗汉分手，竟成为永诀，再也没有见到对他忠心耿耿的罗汉了。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５月３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罗汉出事后，北大同学会继续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何之瑜当时在江津九中任教，与陈松年一起共事。
１９３９年４月，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带着侍卫长龙飞虎，亲自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了陈独秀。在寒舍中，周恩来认识陈妻潘兰珍后，先寒暄了几句，便直截了当地问陈独秀：
“独秀先生，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
陈独秀与周恩来共事多年，深知此人精明干练，对他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一时颇难回答。
周恩来见陈独秀沉吟不语，继续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土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逸民，如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接着，周恩来就直接说明了来意，“独秀先生，这次我们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你贵体欠安，特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去，中央与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
“什么，请我去延安？”
陈独秀大感震惊，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周恩来不便与他谈及以往的是非，只是望着他诚恳地说：“历史旧账，我们都不必纠缠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
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一层晶莹潮湿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绝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果而散。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
“独秀先生，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陈独秀如此固执，谈话显然难以再进行下去。周恩来吩咐侍卫长龙飞虎从皮包里取出１００块银元放在桌上。陈独秀一见，赶忙站起身来，大惊道：
“恩来，你这是为何？”
周恩来边笑边招呼陈独秀坐下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富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陈独秀的眼中滚出了几滴热泪，他双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
“‘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家属……这钱我怎能收？请你们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
的。”他坚持把银元放回到龙飞虎的皮包里。
见陈独秀态度很坚决，周恩来只好要龙飞虎把钱收起来，随后与陈道别，赶回了重庆。
事隔一年后，１９４０年５月３０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成都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在给杨鹏升的回信中“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接着仍余怒未消地说。“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①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陈独秀不知道，１９３８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经失势。
建国后，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他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早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就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果当时陈独秀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到延安去看看，面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直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但是，历史不是可能假设的。事后再来做千言万语的解释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是后话。
１９３９年５月份，地处西南内陆的江津，天气不冷不热，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好季节。陈独秀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精神也日渐变得好起来了。
一天，潘兰珍陪着陈独秀到城东“支那内学院”散步。刚从南京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有不少陈独秀的新朋故交，如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等人。“支那内学院”是江津公园所在地，种满了树木花草，风景秀丽。这天，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邓燮康等人都在“支那内学院”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因嗣母谢氏刚去世不久，就摇摇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众人听了，也就不再勉强。在回家的路上，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之事我不太习惯，况且他们拉我来，多是出于尊重，我的话多了，就超出我的身份，那是给脸不要脸了。”潘兰珍笑了一下说：“你这老头子，想的可真多。”
还在１９３８年底，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到江津来看望陈独秀时，就带来了去年６月２５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及邀请陈独秀赴美的建议。陈其昌在到江津之前，上海托派临委就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因为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当时联系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想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他一直对去国外搞研究没有好感，因而没有答应。他对包惠僧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３８４页。
当时，汪孟邹也转而一想，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抗战爆发后，陈免不了又要东奔西跑了。因此，汪孟邹就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陈独秀入川后的情况，并请其帮助陈去美国。他在信中说道：“仲甫于７月２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信，现在离渝百二十里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主。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胡适接到来信后，曾为此事奔走安排，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只好作罢。
陈独秀接过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的信，翻翻看，上面写道：“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看罢，陈独秀很不高兴地对陈其昌说：
“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
“老托讲的有道理，猴子（指李福仁－引者注）也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陈其昌说道。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陈其昌劝导道。
陈其昌之所以一再劝陈独秀出国，是因为陈独秀刚到重庆后就写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攻击中共的抗战政策和策略。此时，在上海的托派又恢复了对陈的信心，故临委于去年１１月作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名）“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临委刊行的油印小册子）卷１。
陈独秀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从彭述之开始，李福仁、刘仁静等人都是左得出奇，说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所以他疑虑重重地对陈其昌说：
“你们这么搞，怎么能和你们搞到一块？”
“没有这么严重吧？”陈其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刚出狱时，我和超麟讲不去上海，那时还没有现在坚决。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我不和你们划清界限，我怎么和群众见面？”陈独秀摇了摇头说。
陈其昌想了一下，说：“你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了吗？”
陈独秀点头肯定地说：“没有前途，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王，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他对托派已经是彻底失望了。捧不起的阿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独秀主意已定，决计再不与上海托派来往，拒绝去美国。１１月３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申述了他不去美国的理由：一是因为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二是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他去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中国托派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足区区的５０人，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也就在１００人开外。他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的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给托洛茨基。
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一并由李福仁寄给托洛茨基。该报告，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的罪名，自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③《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上海托派极 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理睬他们的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