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１日，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答谢陈独秀１月给他的信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氏表示“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于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的这封信寄到上海后，托派临委又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Ｄ．Ｓ》同志问题，猛烈抨击“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直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观点”，认为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路线。”“假如他仍坚持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①中国托派确实想要陈独秀远走高飞到美国去，免得他在国内对其指手划脚。
①《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陈独秀多次拒绝托洛茨基和托派临委要他去美国的建议，除了上述的具体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他深深感到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在祖国处于存亡危急之际，他不应该离它而去，他应该坚定地留下来，为抗日救国事业多做一些贡献，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到底。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极其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５
１９３９年入夏后，日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正处在日军飞机往返的途中，日夜轰鸣的飞机声让陈独秀感到，住在江津县城也嫌嘈杂了。每次飞机过后，他都要大口地喘着粗气，歇息半天才能回过神来。这对于一个年届６０，且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是十分难受的。
一天，陈独秀想起了住在成都的好友杨鹏升，两年前分别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所以他特意给杨写了封问候信。在发信的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其中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儿，把书买了下来。他不敢在街上多停留，发了信便匆匆回家。
隔日，陈独秀与江津富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聊，提到此事。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就死了。”陈独秀问他家里还有什么，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带信给杨彭氏。杨彭氏有个儿子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陈独秀见到杨庆余后，十分高兴。问他祖父的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杨庆余告诉他：“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陈独秀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避暑比县城要好，加上潘兰珍与邓太太不睦，县城敌机太吵，于是决定去鹤山坪住一阵子，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邓燮康劝道，“施校长家称施家大院，在那一带很有名。”陈独秀心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用点时间把《小学识字教本》写完，于是便高兴地答应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邓燮康找了几个挑夫，将陈独秀、潘兰珍的行李挑了，又雇了两顶轿子，走了２０多里地到了鹤山坪。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便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一公里左右，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应酬，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后来，江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夫妇，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望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了。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陈独秀搬到鹤山坪后，邓仲纯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生。在施家大院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了他家来，陈独秀嫌施家小孩子多，便转移到了石墙院——杨氏山庄。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十三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大厅，两边是偏房。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在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屋顶没有天花板。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七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约２０平方米，南墙有窗户。这间房子是杨氏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邓燮康问及整理杨氏遗稿之事，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两遍，写得还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说：“章太炎不喜欢杨鲁承的东西。”
据说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兴冲冲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看完书稿后，在后面写了“杂乱无章”四字。杨鲁承十分恼怒，拿起书稿就走了。
陈独秀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书稿也这么小气。”他是指当年章太炎在日本时，借钱给人还要还利息。回到鹤山坪后，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地就没有兴趣了。一次，江津县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龚灿宾说：“你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几句诗赠给朋友，以排遣孤独寂寞的心情。一夜秋雨后，陈独秀吟《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陈独秀还书写了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葛康俞的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为“舅舅”，与陈松年是表兄弟。葛康俞的母亲是邓仲纯、邓以蛰的姐姐，因此称邓仲纯、邓以蛰也叫“舅舅”。
１９３８年春天，葛康俞与弟弟葛康寿由安庆避难到武汉。一天夜晚，他们去看陈独秀，多年不见离乡的亲戚，发现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陈独秀故作此诗赠给他。杨鹏升的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也写了一首寄过去“前年新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年年底，陈独秀在武汉时，认识杨鹏升，故有“前年新识相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之句。当时在江津城外德感坝江津九中练习书法的葛康寿，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读书法三要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认识的教授郑学稼曾来信问他做官之事，他回信说：“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中旬，陈独秀刚过了６０大寿，但流落异乡，加之国难日深，众亲朋好友也未能前来祝寿。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由于收人太少，他实在没有余力帮助自己的父亲，只能经常去探望他老人家，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从江津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１０公里。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多日不知道好友的消息，忽得鸿雁传书，陈独秀大喜过望。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发。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但他们都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这时，杨鹏升来信邀请他去成都住一个时期。潘兰珍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很近，非常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１２月３０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不日将去重庆看病，并将其本月内的近作《告少年》诗寄出。因为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苏联先后与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１１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击败了芬兰军队，加上去年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２１人中，有１８人被处死。所以陈独秀在《告少年》一诗中，大骂斯大林如古代传说中的大厉疫鬼“伯强”、“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从非所忌，坎坷终其生。”然后，他嘱望后生少年“毋轻涓涓水，积水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意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读到治病要花不少医药费的事，陈独秀说：“尚有编译局约购一稿（指《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引者注）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同年２月６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章士钊帮忙联系，住进了仁和医院。当时章士钊已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山三路聚兴村５号住。章士钊特来医院请陈独秀夫妇去他家过春节。陈独秀摇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不过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两人谈到在成都的杨鹏升时，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陈独秀很有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在仁和医院，陈独秀住在２号病房，这时何之瑜领着医生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医生替陈独秀量了血压，并对心脏和肠胃全部认真检查了一遍。然后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养，不要再过问政治。”何之瑜点点头，又问医生：“陈先生的病是否很严重？”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大吃一惊，嘱咐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这个春节，陈独秀就这样在医院里度过了。
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包惠僧应了一声，然后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僧家住在重庆陈家桥。陈独秀“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潘兰珍接着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同年２月２０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直接回江津，他受不了重庆的嘈杂，决定不到朋友家去住了。下午３点，船到江津，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在江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邓家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来往重庆的小轮船也在他家附近停靠。陈独秀很喜欢这地方，有一次，陈独秀半开玩笑地对邓燮康说，死后能葬于此，就是死得其所。这次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就在邓家住了下来。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上去精神好多了。”陈独秀也很满意地说：“今天坐了８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看来还好。”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因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会提前离开重庆。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陈独秀说：３００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个月薪金。这事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２月２６日，陈独秀特意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１６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张，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①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２０页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以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１９４０年月５上旬，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想长期住在邓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叫了一顶轿子，与潘兰珍一起颤悠悠地回到了鹤山坪。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因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住在江津上游４０里地油溪镇的大姐原打算与陈独秀夫妇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想不到这次就是陈独秀和大姐的永别。６月，大姐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陈独秀悲痛之余，给沈尹默写了一首和诗，托台静农转寄，其诗云：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６
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凭借巴蜀天险，进行抗战，同时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德、意、日法西斯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先后与德国、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由于芬兰反动派的挑衅，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艰苦的时期。
身处江津的陈独秀，虽然消息闭塞，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中国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从而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后来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①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的错误，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无产阶级——引者注）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十月革命——引者注）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②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③
（三）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④“至如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⑤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⑥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②均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④《陈独秀的事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⑤《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育函墨迹》，台湾《传记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⑥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四）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②“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②《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