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１９３８年春，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之意。
他在２月１１日给何之瑜的信中说他“决计入川”，“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也拒绝了。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注）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王文元等人劝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离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予考虑，理由是：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身份了。”
①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
可见他所以选定入川，还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由于特汉奸”事件的影响，他被迫耽搁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６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川资是以前刘辅给的５００元钱。包惠僧从南京到武汉时，陶希圣拿出２００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是北大同学给我的，不好不收。６月１２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先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四川宜昌。当时谢氏已是７６岁高龄，因为两个孙子（延年、乔年）、孙女（筱秀）、儿媳（高晓岚）的死打击太重，悲伤过度，两眼都已经失明了。隔日，陈独秀给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１７号找史岳门，并说他准备明后天乘武汉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２９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达宜昌，因为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到了武汉，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他们转辗打听，在汉口吉庆街１６５号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兄弟四人哥哥（孟吉）、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姐弟３０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陈独秀只得又写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等到陈独秀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直到７月２日，陈独秀才与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估计陈松年已到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因为当时下船换票十分麻烦。
陈独秀是有生之年第一次到四川去，而且是因为时局紧张才不得不走的。当船只从武汉溯江而上，沿途经过宜昌进入三峡。此时，他早没
有了当年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心情，无暇欣赏三峡的美丽景色，更无诗兴大发的雅趣，只有对局势艰难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一路上，由于船上人多眼杂，他只能与包惠僧闲谈，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４６页。
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和高语罕前往重庆码头迎接。陈松年一家早在十多天前已到达，找到当时已到重庆的安庆胡玉美公司的总经理胡子穆，将其安排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则由周钦岳暂时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稳定下来后，陈独秀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特地为他设宴，接风洗尘。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四川吃辣菜，习惯吗？”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此时，张恨水４３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也算是安徽同乡。在南京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对他们的不藏书于名山颇有同感。
一天，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从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在杭州高等学校任教，结识了在杭州张军小学的陈独秀、苏曼殊等人，辛亥革命后分手。１９１２年，沈尹默任北大教授，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为汪孟邹亚东图书馆招商扩股之事上北京，偶遇沈尹默。沈立即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推荐陈独秀，随后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与《新青年》北上中，沈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尹默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写白话诗与胡适、刘半农合称《新青年》上尝试新诗创作的“三巨头”，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沈尹默不仅新、旧体诗词的功力很深，而且酷爱书法艺术。有一次朋友聚会时，陈独秀当众对沈尹默说：“你的诗很好，字则俗在骨。”沈尹默当时一听，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恨不能钻入地缝。但转念一想，他觉得陈的当面批评虽然十分刺耳，却也是在理在行，于是更认真努力研习书法，终成为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辞职回上海，旋即去重庆，受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之聘，任监察委员。
这次闻听老朋友陈独秀来重庆后，沈尹默特地前来拜访。他见陈独秀一副病容，身心交瘁，当即写了首诗赠陈：“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他劝陈独秀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陈独秀也作了一首诗与之唱和，其末句为：“但使意无违，王乔匆久持；俯仰无愧作，何用无吝悔。”沈尹默见到“俯仰无愧作”一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想起了“八年之事”（指民国八年——引者注）。１９１９年３月，当时北京一些报纸上纷纷流传陈独秀有嫖娼之事的谣言，他与汤尔和联合，以北大“进德会”中有“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的条款攻击陈独秀，极力怂恿蔡元培校长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时过境迁，今天再回想此事，沈尹默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没坐多久，便告辞走了。
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虽拼命组织了托洛茨基中国反对派，无奈托派始终不成气候，因此许多事情他都要靠朋友帮忙。
入川之意决定后，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不过在背后，周又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劝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乱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
①《周钦岳谈陈独秀》。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他耐不住急躁的性子，总是要用笔和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他非常害怕这个社会忘记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陈独秀。近５年的牢狱之灾，让他陈独秀销声匿迹，从社会公众的视野中隐藏起来了。现在，他出来了，他要所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刚到重庆后的第五天，即７月７日，恰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抗战一年》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还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走向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过了一周，即７月１４日，陈独秀又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做《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讲演天赋，滔滔不绝，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的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还不忘吹嘘一下川军，甚至说出了“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最后的长城”的话，不知他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吹捧，还是确实这么认为。
紧接着，陈独秀又马不停蹄地于７月１６日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他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①
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似乎早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紧张忙碌，越能激发出他的能量。自到达重庆之后，他不顾舟旅疲劳和天气炎热，不是外出讲演，就是拼命写作。他也要为生计而着想。
当时，《时事新报》约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可付三四十元，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除７月７日发表《抗战一年》的文章外，他又相继于１６日、２１日、２７日及８月１日和２日在《时事新报》、《华侨日报》和《政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等多篇文章。
在《论游击队》一文中，陈独秀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理论。他说：“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作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接着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①
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周钦岳等朋友都感到十分为难。加上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住了一个月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９０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邓仲纯，即邓初，是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的二哥。抗日战争爆发后，邓离开青岛山东大学回皖，随后又避难入川，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他告诉陈独秀，江津是小县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经常有人还提到陈独秀。陈听了介绍后，才放下心来。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做寓公”。有一次，陈独秀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道：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一大早，陈独秀和潘兰珍就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县城。原来说好是住黄荆街８３号邓仲纯家，因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尴尬，后来他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与妻子的接待，才留了下来。方妻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中午楼上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陈独秀笑了笑，安慰她说：“总比住客栈好些罢。”过了几天，又得到东门郭家公馆房东的同情，由方孝远帮助租了两间住房，请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才“聊以安身”。陈独秀深有感慨地叹口气说：“出门之难如此。”②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他也只好将就着。
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
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年即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
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是同乡熟人，当时正好都在邓仲纯家。陈独秀是第一次见到台静农，非常高兴，当即邀他一同去看柏文蔚先生。柏当时也到了江津，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们看到柏文蔚时，只见柏留着长长的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武形象。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督军，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两人曾共过事。
多年未见面，免不了彼此叙叙旧。从柏文蔚那里回到邓仲纯家后，台静农与父亲将要回白沙镇。临别时，台静农父子希望陈独秀能去白沙镇玩玩，说那里迁来了国民党的不少机关。正巧白沙镇的聚奎中学举行成立６０周年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７０大寿庆典，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邓蟾秋也来对陈独秀“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于是，陈独秀就决定和潘兰珍一起去白沙镇小住一段日子。
几天后，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白沙镇，从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早已在岸边等候。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陈独秀夫妇入住台家后，因台静农酷爱书法，故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在四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书，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台静农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幅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写的。”台静农非常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因而十分佩服陈独秀超凡的记忆力。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为“父”，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还大３岁。台静农心想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自谦的风范吧。从此以后，他很敬重陈独秀，自称为陈的“私塾弟子”。
次日，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热情地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足穿青布白底鞋，和周光午并行到礼堂。这是校董邓蟾秋１９２９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大剧院。邓蟾秋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多银元，所以门匾上有“鹤年堂”三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写得好”。礼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４００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师生们见到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五四时期如雷贯耳的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竟然到偏僻山村学校来了，十分好奇，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面容清瘦，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周校长的开场白完了之后，他就倒剪双手，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
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教育”。他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又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因为他的安庆方言很重，引起学生一阵笑声，增加了会场的一点活跃气氛。４０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全体师生起立，掌声雷动。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着点头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到聚奎中学时，正赶上邓蟾秋７０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间平房里。于是，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四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四字。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了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后来，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八个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万古流芳，昭示后人。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有一天，高语罕领着戴笠、胡宗南拎着一大包礼物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们两人为什么会突然造访陈独秀呢？陈对此感到十分纳闷。
原来，张国焘叛逃国民党后，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利用陈独秀的抗战言论，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的反共文章作用更大。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本来想要张国焘陪同，可是张不敢来，最后找到陈独秀的老朋友高语罕，请他引见。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３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
戴笠一进门就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陈独秀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只是尽一个国民应有的义务而已。戴笠一边将带来的苹果和茅台酒放到桌上，一边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并故意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先生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说说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洲，波罗的海四国及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戴笠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吗？
殊不知，陈独秀对戴、胡这两位不速之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听了他们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得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之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污蔑，幸公道自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事后，戴笠与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