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治要求狱方再调查核实一下，典狱长十分肯定地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他接着又说：“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人，以为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人的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第二天，濮德治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独秀，希望他“往后能自爱一点”。不料陈却神色自若，丝毫不在意。这下可把濮德治惹火了。他与陈独秀是娘舅表亲，所以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领，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乎有点愧疚之色。但听了小报所说，立即就火起来了。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后来濮德治又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叙说了一遍。濮德治听了很受感动，忙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忙补充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天天到狱中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出身贫寒的潘兰珍大开眼界，看到了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３年中，正是由于有了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陈的安慰和帮助，才使陈能以病弱之躯，在艰苦而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顺利度过，又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４
陈独秀入狱后不久的一天，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当时化名吴静如）闻讯后，从上海赶来南京探监。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陈非常器重他，说他是个“才子”、“理论家”。１９３１年５月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后，陈独秀曾写信给蔡元培，请其设法营救未果，被判处１５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１３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还有陶铸、顾卓新、潘汉年等大批共产党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非常担心郑超麟的情况。
刘静贞告诉陈独秀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店。”刘静贞边说边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底下拿出托派“临委”的几份材料给陈独秀看，并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出去。下次我来，你事先做好准备。”刘静贞自告奋勇地愿意冒险担任交通，这样，陈独秀就通过刘静贞又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和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使陈在狱中能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这种联系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据刘静贞说，监狱方面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狱方无法搜查。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首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任曙、陈其昌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个个都“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由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集广东、北平的托派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并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再次陷入瘫痪。任曙没法，撒手而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之后，又不辞而别。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再次改组，由陈其昌出任书记，他与蒋振东、赵济搞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三人委员会”，进行活动很少，不久尹宽出狱，也参加了临委。
刘静贞将陈独秀的文章、建议和书信从狱中带出去以后，陈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在托派内部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问题、国民会议问题、“共同行动”问题和经济复兴问题等。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９篇，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来看，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于是准备成立独立的托派国际组织——第四国际。他对多次遭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托派的命运十分关心，于是派了一个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作为第四国际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他还把另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的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娃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思想观点的影响，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于是，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因此，伊罗生就彻底转向了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受其影响，于是与刘仁静联合，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中央，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４页。
他们把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的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调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加“左”的青年托派分子，试图夺取托派临委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刘仁静的支持下，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然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系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以，他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个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①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事变发生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了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员主义”，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②
①《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以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
② 史朝生致陈其昌“党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致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来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
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激进主义”。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则拼命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反过来批判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定并发出《临委紧急通告》。通知各支部１０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并拟订议程四项：（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战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而由代表大会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
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
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①在信中，他还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声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切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领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日前不可操切！”②
但是，年轻气盛的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于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阵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与其“作无情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王欲华、扈焕之等人组成常委，史朝生任书记。③
①《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② 《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③《中央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毛头小伙子竟然趁他入狱之机，在内部大搞分裂。于是，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指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地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权威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都须代表大会及第四国际来解决，而“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对李福仁不满，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陈其昌看了后高兴地说：“好，要给他警告。”
殊不料，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来自监狱里的干预更是火冒三丈。
１月２５日，新的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与中间派搞“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接着，又于２月４日他们以“中央常委”的名义发表第二号通告——中央委员会已与陈其昌、尹宽做“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中央决定将他两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陈独秀对此当然表示反对，所以随后也被“开除”了。②
１９３５年３月，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及李福仁等４个新的托派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同时，其后台刘仁静和尹罗生也在北京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新中央的“消亡”，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①《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年夏天，王文元出狱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３人委员会，着手整顿工作，共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这时，李福仁和伊罗生被捕后，因为是外国人而很快获释。为了能够尽早恢复托派组织，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并表示愿与陈独秀合作，因此李福仁与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有所好转。年底，召集上海现有的人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推选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５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同意。
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在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文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并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其词的，是“荒谬”的。①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于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
“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为止。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王文元、陈其昌、尹宽等人在筹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情，造成了陈独秀与托派“新中央”的矛盾。一件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账”，要史朝生等以往“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③
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② 《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③《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子），第３页。
另一件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条件上。并说“实际的民主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
……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①他们同时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那些托派分子好走极端，动辄批判这个机会主义，那个投降主义，大搞戴帽子，打棍子，实在让陈独秀感到很失望。后来，当陈独秀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
①商吉士（尹宽），《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第４页。
５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方针，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了２６０个团的兵力和１００架飞机，集结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陆续前往西安，紧张部署“剿共”事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都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但屡遭失败。这使张、杨对“剿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在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张、杨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１９３６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
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西北抗日联合形势的出现，使蒋介石感到大为不满和震怒。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亲自乘飞机赶往西安，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蒋调集３０个师的嫡系部队进驻西北“剿共”。张、杨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两条路他们都走不得，他们决心既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
１２月７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蒋则拍桌子大叫其“剿共”政策至死不变。１２月９日，西安地区１００００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驱车赶到灞桥，为学生爱国的激情所感动，１０，１１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