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刘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美术，举办个人画展，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１９３３年底，刘海粟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探望。典狱长开始不认识他，刘海粟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开的条子，典狱长见他是大画家刘海粟，慌忙客客气气地将他带进了陈独秀的房间。刘海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在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心情十分激动，赶忙快步上前，紧握着陈的手，大声说：
“你伟大……”
“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陈独秀也很兴奋，刘海粟尚未把话说完，就立即抢着说道。
说毕，两人哈哈大笑。陈独秀知道，刘海粟是无党派人士，比别人说话方便，于是他又大声抗议道：
“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两人就这样虽在狱中却似旁若无人、谈笑风生起来。监狱看守和同在狱中的人见了，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相互交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了一副珍贵的对联：“行无愧做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将这副珍贵的对联一直保存下来。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与此同时，陈独秀还自撰过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充分表现了他坚信自己真理在手，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８页。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海粟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情。刘海粟再次去探视陈独秀时，拿出《古松图》请陈独秀题签。
陈见孤松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浓荫，想到“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诗句。他见画纸不好，就说：“你这幅画，纸笔都很差，和我现在一样，所谓李拐碰李拐。”陈独秀触景生情，大发感慨，即刻挥笔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达了他虽身陷囹圄却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儿，重新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陈独秀在狱中时，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已不多。有一次，汪原放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汪原放见了，揣度陈独秀是自比“孤山竹”，将潘兰珍比作“蕙兰花”。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显然这条屏的意思，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往日的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尤其可见陈独秀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当时来探监的除了陈独秀的亲属故旧、同乡、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原本不相识的人。他们是慕名而来的。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１９３７年初，他在《东方杂志》第３４卷２号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份又在该刊的５、６、７号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就决定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据说有一次，两人读到“父”字时就争了起来。陈独秀说“父”是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则认为“父”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独秀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在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史争论问题上，陈独秀是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他考虑到中国氏族社会父权大，他想用文字学说明中国没有产生奴隶，只有家用奴仆，以此来论证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程老先生则毫不留情地反驳他，说“先生错了”，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于是陈独秀一扫平常的斯文，很不客气地和客人争了起来。程老先生则以自己学富年高，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见陈独秀不给脸面，就发火说陈独秀“不通”，陈则回报这位先生“浅薄”。一场彼此斗气的争辩，气得这位程老先生拿起拐杖扭头就要走。坐在一旁的濮德治忙上前劝解。
陈独秀想了想，也是的，人家大老远而来看他，结果把老先生气成那样，也赶忙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当时为了化解两人的火气，濮德治还诌了一首打油诗：
“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能，究竟人谁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饭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陈独秀听了，连笑带骂地对濮德治说：“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打你脑壳。”濮德治忙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①后来陈独秀谈到中央大学校校长罗家伦是他的学生，答应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程老先生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期间，他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亲自赶来狱中探望，有的还来过多次。但也有一些老朋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来狱中探望过他。但对他身陷囹圄仍十分关心，非常想念，在文章书信中经常提到他。著名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鲁迅就特别关注。他于当年１２月１４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早年的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躯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记得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夜，鲁迅写《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他与李大钊相识的经过时，也提到了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１９３４年夏天，原《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去内蒙古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回北京后去世。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作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少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一文，文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深切怀念外，又重点提到陈独秀与胡适。“《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１９３５年的春天，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又想到“五四”时期的
《新青年》。他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９日，鲁迅不幸因病去世。正在狱中的陈独秀对濮德治说：
“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濮德治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在陈独秀看来“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濮德治又问道。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他从藤椅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接着说：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周作人——引者注）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当时适之与守常争论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濮德治又问道。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是我刚才的那个意思，他们是不轻易附和别人的，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惟有周氏兄弟还来稿。”陈独秀说。
陈独秀还清楚地记得，胡适、钱玄同当时就不来稿了。在陈独秀遇到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这是陈独秀始终不忘记鲁迅兄弟的主要原因。当他们谈到现在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时，陈独秀兴致勃勃地说：
“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可愿为鲁迅作一篇纪念文章？”濮德治问陈独秀。
“可以，但现在不行。”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他打算将来有时间，一定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３
１９３３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就问她与陈独秀是什么关系？女士回答是“学生”。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一看是潘兰珍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下子把他惊呆了。
陈独秀自１９３０年秋天，在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时结识潘兰珍后不久，两人就成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也过得十分融洽。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回浦东的娘家去了。所以陈独秀被捕时，她才得以幸免。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的羊皮袍子及驼绒被子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气消了，她一定还会回来的。万万没想到等不到潘兰珍回来，陈独秀就被捕了。
陈独秀被捕后，对潘兰珍一直放心不下，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他的学生，原黄埔军校教官，早期中共党员，后为托派的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第２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并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实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物，有怨言否？”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
被捕半个月后，还要高语罕再到位于岳州路永吉里号的他家里寻觅潘的钱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个布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组织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监狱探望。
后来，由于潘兰珍坚持要来南京，与陈独秀共度患难，所以才有这次见面，陈独秀惊喜之余，忙问：“你怎么来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都红了，忍住泪说：“编排得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回真成南京人了。”
陈独秀连忙赔不是，说：“没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忙解释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她的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又问：“你怎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当时上海人对共产党的称呼——引者注）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报纸上的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要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坚定地说道。
潘兰珍来了以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从１９３４年秋天开始，潘兰珍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在陈的学生段锡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监狱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住，每天到狱中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上午９点来，下午５点回，中午在牢房和陈独秀一块用餐，休息。日子久了，在监狱看守中间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有件事想请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牢，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这使我们很为难。”
濮德治知道是说陈独秀与潘兰珍的事，忙问：“出了什么事？”
典狱长绷着脸“你可知道那位潘女士的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在他的牢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它不要叫我和他一样坐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