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蒋先生。”陈独秀有点不冷不热地回复道，他知道宋美龄此行的目的绝不会像她笑得那样轻松。
讲了几句闲话以后，陈独秀突然对顾孟余说：“你当大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陈独秀是指去年托人带信给他的一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宋美龄赶紧插话，她不想场面过于难堪。
“我不是当官的料。”陈独秀正色道。
说完后，他朝顾孟余望了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中带刺，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一顿挖苦，也不是滋味。于是两人立即起身告辞。出门后，顾孟余仍怒气未消地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还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后来他回忆“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朋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络绎不绝地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知道陈独秀来头不小，于是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就变得更加好起来了。为了满足陈独秀读书的要求，还特地搬来两个大书架放在陈的房间里，许多老朋友陆续给陈独秀送来了各种书籍，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陈独秀身体有病，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狱方还从上海请来著名中医黄钟先生到狱中，专门为陈治病。病号随时需要人照顾，狱方又安排了同狱只判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看护陈独秀。两人被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濮德治和陈独秀还是亲戚，陈独秀的母亲和濮德治的母亲是堂姐妹，陈母比濮母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按辈分，他们是表兄弟，实际上濮德治一直把陈独秀当成长辈看待，三个人呆在一起，自然有很多话可说。后来，狱方还允许陈独秀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起了“特殊的优待”生活。
１９３３年夏天，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这次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
他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时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他的泪水禁不住一下子流了出来。不料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批评儿子是“没出息”，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坚强起来，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要学娘娘腔，悲观失望。不久，刚满２０岁的小儿子陈鹤年也闻讯赶来狱中看望父亲。
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他就在南京替《民声报》收发电讯，认识了一班朋友，于是天真地提出要帮陈独秀越狱，结果被陈独秀骂了一顿，说他是“胡闹”。血气方刚的陈鹤年原以为自己是一番好心，结果却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转身愤愤地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一面。
２
自从陈独秀在狱中有了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后，几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①除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等同乡世交和国民党要员如宋美龄、顾孟余、徐恩曾等人外，很多学术界的同仁、老朋友也经常前往探视，据有资料可查者就达五六十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胡适。
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适，１８９１年生，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１９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陈独秀结识胡适是通过汪孟邹的介绍。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写信约胡适为该杂志写稿。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短篇小说《决斗》的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两人便有了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催促和鼓励下，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杂志第２卷５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随后，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从此而少年成名。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于是，陈独秀立即写信动员胡适回国，说：“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缺乏上选，足下来此即可担任。”胡适于当年夏天回国，成为北大的教授，年仅２６岁，并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及《每周评论》，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吹“文学革命”。两人从此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两颗灿烂的巨星。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１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０年春，陈独秀回上海定居，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此后，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友情却终生保持。陈独秀很爱惜胡适的才华，对胡适有如兄长之待小弟，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章中从侧面点破而已。胡适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①胡适一生极重友情。陈独秀每次被捕，他都出面尽力援救。这次陈独秀被捕，首先也是胡适通过汪孟邹告知，立即打电报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设法营救。陈独秀待审期间，胡适特意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说。高度赞扬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和他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胡适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最后才使陈独秀幸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①《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第356页。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时经过南京，因时间紧迫，未去监狱看望陈独秀。陈获悉后，非常气愤，在给汪原放的信中，将胡适大骂一顿。汪原放回信替胡适辩护，叫陈独秀不要放在心上。胡适到北京后，听说陈独秀对他有意见，连忙写信给陈独秀作解释：“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
陈独秀看后，余气未消，又于11月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要与达官贵人周旋，没时间看老朋友，他已经够忙了。”但他随后又说：“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汪原放见“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
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也就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如期来南京探视陈独秀。秉性耿直的陈独秀，这时火气已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陪同胡适一道来探视的，还有张慰慈与刘英士。胡适怪陈独秀没有专心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相让，立即反唇相讥道：
“你跟着蒋介石做官，如果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陈、胡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题岔开。陈独秀顺势换了话题，口气也缓和写了，说道：
“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胡适听了高兴地说。
“我的东西怕不好出，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陈独秀说。叶楚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胡适劝说道。
“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
两人谈笑自若，又和好如初。胡适回到北大后逢人便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言下之意是，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虽处苦中却能泰然处之，自得其乐。
探监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
邓以蛰，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是同乡。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代与邓以蛰及其兄邓仲纯“交游甚密”１６岁东渡日本留学，与陈独秀同住在东京清寿馆，与陈独秀共住一室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４年，邓仲纯则在日本学医。当时，陈独秀与苏曼殊、邓仲纯、邓以蛰等人“常相聚首”，友情甚笃。在此期间，陈独秀经常沉醉于拜伦与雪莱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善书画，曾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图中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欣然在画上题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树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疯和尚”，但题诗时，总是客气地称其为“曼上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后，南京柳亚子先生回忆起在日本时，曾问及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谁算是最“贤”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柳亚子认为，曼殊最贤的朋友是陈独秀。
邓以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与美学。回国后不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主讲美学与美学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之一。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三人并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很敬重陈独秀的学识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
１９３３年秋季的一天，赴欧洲考察归国的邓以蛰途经南京时，特意赶往老虎桥监狱，看望了近２０年未曾见面的陈独秀。邓以蛰并不了解陈独秀归国后的思想和他所热心的事业，但背地里，邓经常替陈独秀说话，他心里想的只是维护青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这天，天空下着蒙蒙秋雨，街道两边的树叶在秋风的扫落下日渐稀少，路上的行人很少，即便有几个也是急匆匆地在往前赶路。
邓以蛰撑着一把伞，踏着路面深浅不一的积水，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终于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独秀印的名片，狱卒一看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立即请他进去。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陈独秀见到２０年未曾见面的老友钝生（邓以蛰２０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叫这个名字），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深切体会。邓以蛰比陈独秀小１２岁，这年４２岁。刚一见面，邓以蛰就急忙上前，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
“仲甫兄，你为何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吗？”
“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陈独秀面色黑瘦，八字须挂在菜色的脸上，轻描淡写地说道。
“还有其他病吗？饮食如何？”邓以蛰又十分关切地问道。
“以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陈独秀说。
说话功夫，两人就一起走进了陈独秀的牢房里。邓以蛰四处看了看，颇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地板比门外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仿佛整个牢房都在颤动似的。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黏手的黄色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线只有书那么宽。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本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请邓以蛰坐到自己平常坐的藤椅上，他则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好友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即使多年未曾谋面，仍然感到非常亲切，一见如故。两人谈到了当前形势和中日问题，陈独秀还问邓以蛰：
“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家？”
“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又想到了曾同在日本求学时还有他的二哥邓仲纯，忙问：
“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
“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子又死去了，非常懊丧。”邓以蛰答道。
陈、邓两人在牢房斗室中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彼此知根知底，因而少了很多顾忌和客套，谈得很融洽。他们之间的谈话，有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琐事，只是要找些话说，彼此之间叙说分别后友情而已。陈独秀文才好，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性格外显、敢爱敢恨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一会儿，就容易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不知不觉间，两人就聊了两个钟头，直到看守来叫时，邓以蛰才依依不舍地向陈独秀告辞。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了家乡特有的架步，倍感亲切。
在回旅社的路上，邓以蛰不由得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的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逐一评价了一番。让当时还是门外汉的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自己也慢慢地喜欢字画了。邓以蛰是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收藏的山水小画和浙江山水画等。
回到旅社后，邓以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下了这次探望陈独秀的全部经过，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同年１１月５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为“邓叔存”。
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也曾到监狱里看望陈独秀。
刘海粟，江苏武进人，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图画美术学院，在国内首次采用女模特儿写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甚至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上海教育局和军阀孙传芳曾一度下令禁止。刘海粟据理力争，指出“艺术尊严与市侩营利迥然不同”，“鄙人首倡模特儿写生光明正大”，而“现有许多人胸无点墨，坐井观天，俨然以卫道士自居，信口雌黄，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刘海粟因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后，又和美术家吕澂在“五四”前夕，揭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主张批判传统的中国文人画，提倡现实主义，学习西方美术，鼓励创造性和发展个性。在当时的美术界中，勇于实践这种“美术革命”思想的当首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３人。尤其是刘海粟在人体模特儿问题上，与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五四”的反叛精神。刘海粟对陈独秀“五四”运动中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感到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独秀对刘在上海美院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８月，陈在上海被捕后，不久便获释，人们只知道是孙中山、马林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当时是刘海粟起了关键性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同情共产党，思想开明，性格豪爽，重承诺。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国巡捕房，保释了陈独秀。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①谷苇，《刘海栗谈陈独秀》，《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