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西安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１０余人。随即通电全国，陈述其事变动因乃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狱中囚犯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无不高兴万分，欢声雷动。监狱当局立即奉命戒严，中央岗亭上架了两挺机枪，枪口对着各监房的出口，以防不测。典狱长大声喊道：“有再叫嚷者，拖出去枪毙！”但监房里还是人声鼎沸，不断地谈论着此事。有的说，“这一下蒋介石可完了”，有的又说，“蒋介石有钱有办法，也可能不会完蛋”，那些判长期徒刑的人则说，“我们有出狱的希望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濮德治立即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好消息告诉陈独秀，陈听说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赶快掏钱，托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两人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说话功夫间，陈独秀将书桌收拾干净，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此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今天有人给报了。”说完，他把酒酹在地上。接着，他又斟满了第二杯酒，呜咽起来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完，他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起来。濮德治与罗世凡都从未见过陈独秀痛哭流泪，急忙劝慰他一阵子。
陈独秀激愤地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于是，他转悲为喜劝大家喝酒，濮德治、罗世凡和他一起痛饮了几杯。后来濮德治回忆此事时说：“这样儿童式的天真，事情一来，沉不住气，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不能说不有点稀奇。”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介石事宜。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引发的规模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早日实现民族抗战。
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前往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即下令“讨伐”张、杨，并电召赴欧美看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两派经过激烈较量之后，英美派终于占了上风。
１２月２２日，宋氏兄妹一行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安，准备与张、杨谈判。２３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议。
即：（一）改组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２５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１２月２６日夜晚，南京城内一阵阵的爆竹声把陈独秀从睡梦中惊醒，监狱外面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打听，才知道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陈独秀感到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
“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根据何在？”濮问道。
“从昨晚的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是有群众基础的。”
“爆竹是警察下命令放的嘛！”濮德治不以为然地说。
“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个把小时，昨晚放了一整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陈反驳道。
“不要凭感觉分析了。”
“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不是儿童，谁也是不会作这样幼稚的分析。”濮德治顶撞道。
陈独秀没想到一向听话的濮德治竟然来反驳自己，气愤地指着濮的鼻子“你才幼稚呢，你以为蒋介石一吹就倒了吗？你们会走到无知盲动的地步。”
“你是老而幼稚，你以为蒋介石能一辈子称王称帝吗？你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濮也很不服气地说。
陈一听“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条件反射地更加火冒三丈，拍桌大骂濮“无知”、“幼稚”、“没有进步”。濮德治害怕这样争吵下去又要招来典狱长的训斥，就只好忍着气轻声地说：“以后再看吧，历史会做出判断的。”陈独秀还在气头上，在那里喘着气，似乎没有听见濮德治在嘀咕着什么。这样，一场近似儿童般的争吵就暂时平息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第六章狱中短歌骂尽“满朝文武”
１
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仅６月３日和４日两天，北大被逮捕的学生就近千人，军阀政府“化校园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全部关押在北大的法、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最大的监狱。为了安慰与鼓励大批被捕的爱国学生，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２５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大声疾呼，号召青年人要把监狱变成研究室，立志达到人生最高尚优美的境界。他说道：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去做，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这次入狱后，他就决心把研究室与监狱合而为一，充分利用与国民党斗争而争取得来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了治学著述的方便，陈独秀还在狱中自号“明宜”，并以此作为与友人通讯联系的化名。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老战友，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获悉陈独秀在狱中勤奋读书，潜心著述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夜半四点即兴赋诗：
早年谈易记儒生，意气翻惊四海横。
党锢固应关固计，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
万古江河真不废，新书还望狱中成。①
入狱之初，陈独秀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
①《吴虞日记》，《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３页。
为此，他准备在两三年内，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
《甲戌随笔》
卷一甲戌随笔。
卷二音韵文字杂志。
卷三古史资料。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连语类编》
《荀子韵表及考释》
《屈宋韵表及考释》
《晋吕静韵集目》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中国古史表》
（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实庵字说》
《识字初阶》
《干支为字母说》
（以上三篇后与陈独秀１９１３年在上海所著《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