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舍不得她，我默默地在她跟前坐下，就坐在地板上，将自己的额头搁在她温热的腿上。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我知道。”她用手轻轻捏一捏我的耳朵或抚一抚我剃得很短很扎手的头发，叹了一口气。
“你误会了，我根本没想问你什么，我只想靠着你安静一会儿，享受那份对你的眷恋。”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确实这么想来着，我预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和原先不同了，她变了，我也变了，还有房间里的气氛更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适当的时候，我肯定会给你一个解释的，那是必要的，即使仅仅为了我们曾经的美好时光，我也得那样做。”罗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圈又红了起来，她突然间变得脆弱了，可怜得像是个在沙漠、丛林或峰峦间迷了路的孩子，不但失去了方向，甚至连来路也找不到了。
“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你一定会喜欢。”我说。
我带她欣赏我的那幅版画。明明知道她要给你讲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你又无法回避，最好的办法就是延缓她的叙述，使那种撕心裂肺的伤感晚一点儿到来。
夕阳给这幅版画涂上了一层蓝色调，显得有点儿阴郁。罗素说：“构图太简单了，只有半扇屏风和一个女人的背影。”
“我也觉得这幅画单调了些，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吗？”其实，我问得多余，她怎么会知道？她怎么能知道？恐怕我要不告诉她，她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是啊，你为什么要买它？”她的眼睛满是疑问，死死地逼视着我，像两束极富穿透力的激光。我压低声音告诉她：“你没注意到吧，她裸露的后背跟你的特别相似。”
约在地铁车站见面，是罗素的主意，这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站台上很清静，只有几盏碘钨灯照着两排塑料靠椅，头顶有一座电子钟，还有两三个等车的乘客。
我们坐在大理石阶上拉着手沉浸于难得的安谧之中，相互对视着，会意地微笑着。不时会有一辆列车驶过，列车上隐约传来扩音器预告站名的声音。我沉默着，我在等待，等待着罗素向我宣布最后通牒什么的，同时我也嘱咐自己要保持风度——无论她怎么决定。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又爱上了一个人。”显然，让她说出这样一番话很令她为难，我看得出她的表情是支离破碎的。“哦。”我说。虽然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但现在听她坦诚相告，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我尽可能装作无动于衷似的东瞧瞧西望望，可实际上我很难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物体或一张面孔上。
“我们是在草原做志愿者的时候认识的，他比我小一岁。”她说。我点点头：“我知道。”也许从现在起，我开始了没有罗素的孤独寂寞之旅，这种孤独寂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是一种微妙的情感变化，我对她说我知道，其实我知道的这种变化的极小的一部分，而对其他的一切却一无所知。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她的眼睛、神态、言语以及气息都是用愕然组成的，仿佛一个戴面具的舞者突然被台下的人把面具摘了下去，刹那间所感到的紧张、惶恐和无所适从。
“我见过你说的那个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神经线在抽搐，特别是操纵着情感的那根神经不断地膨胀，我想，膨胀的东西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嫉妒情绪吧。
“天哪，你还见过他！”罗素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疲惫而苍白，那是因为她自以为一直埋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竟然被揭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但见过他，而且还见过两次”，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说道，“一次是在我们要去北京听姜育恒演唱会的那天，他来书店找你；另一次是在你参加学校歌咏比赛的时候，他上台给你献花，还热情地吻了你一下。”
“你好狡猾，这么久你都没有问过我。”罗素尴尬地用双手捧住自己的脸，我从侧面能看到她的脸和耳根，简直比古罗马斗士身上的紫红斗篷还要红。
“除此之外，我对他就一无所知了。”我说。
“跟你比起来，他呀，他只是一个孩子，单纯得要命。”她用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来谈他，“不过，我喜欢这种单纯。”
一辆列车来了，上去几个人，又下来几个人。如果要是在高峰时间，地铁站就不会这么寂寥了，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年轻女人会抱怨人家捏了她们，而年迈女人又会抱怨人家不捏她们——幸好此时此刻不是高峰时间。
“他现在哪里高就？”我问了一句，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个，可是伟人告诫我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总不能连情敌的最基本情况都没掌握，就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吧。
“大学毕业以后，他没去找工作，而是自己闷头研究，准备开发一种办公软件。哦，他学的就是计算机程序。”看得出，她对那小子的未来前途很有信心，其实也就是对她的爱情很有信心。她仿佛是在告诉我：我们的明天充满阳光。
“他的那种研究一定很费钱吧，而他本人又身无分文是不是？”我问道，连我自己都感觉得到我问话中的讽刺意味了。
罗素开始怀疑我是个神仙或是巫师什么的，简直能掐会算、料事如神了，我猜，她一定后悔她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发现她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了我半天，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哇，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因此，你才会把自己最心爱的摩托车卖掉，拿钱去资助他，对不对？”我差一点儿说出更为尖酸刻薄的话来，幸亏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有理性的人从不该凭性情，而是凭清醒的理智行事。为了证明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抱歉地拍了拍她的手背，补充了一句，“对不起，我说这话没有任何恶意。”
“你不知道，他简直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和照顾。如果哪天中午我不打个电话提醒他吃饭，他就甘愿饿着肚子。”可以感觉得到，她对他有一种真正的心疼，一种我难以理解的心疼，“事实上，我不仅卖了我的摩托车，我还卖了许多别的东西，为的是让他把他的研究进行下去。”
“经你这么一番形容，好像他是个弱者似的。”我尽可能平心静气地说。“你说得对，他就是一个弱者！”罗素回答得非常干脆，“不过，越是这样的弱者，就越对女人有杀伤力，他们常常能激发女人潜在的柔情和善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男人用理性的长矛触及不到的东西，女人却能用情感的羽毛触及得到。
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从我们身边走过，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们刚下地铁，显然是才参加完家庭舞会回来。
罗素目送着她们远去，用一种不加掩饰的羡慕口吻说：“多可爱的年纪，跟我五年前一样的无忧无虑。”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已经年过半百了似的，而且还是一脸的沧桑。”我不无讥讽地说，“其实，你比她们也大不了多少，区别就在于她们是幼稚园小班的，而你则是幼稚园大班的。”
“起码我已经尝到了痛苦和失落的滋味，而且是不止一次，所以，我特别怀念过往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罗素低下头，细声说道，“我当然是咎由自取了，可是你呢，你本来是无辜的，都怪我对不住你……”
我耸了耸肩膀，以豁达得不能再豁达的声调说：“你不必自责，其实我挺敬佩你的，你满可以不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像其他人那样，脚踩着两只船。”罗素冲我翻翻眼皮，意思是说她原来也这么想来着，“可是你没有，你却开诚布公地向我提出来，如此坦率，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你。”罗素赶紧上来用手堵住我的嘴，不让我再说下去，两行泪如同两滴铃兰花瓣上的露珠似的滚落下来。
我替她擦去泪，把她揽在我的怀里。她就在我的怀里哭泣着，站台上有几个等车的人一个劲儿往我们这边看，像看西洋镜。
“仔细想想，你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迷了心窍。”她呜咽着说。我宽慰她说：“感情是勉强不来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别想那么多，我一点儿怪罪你的意思都没有，真的。”
“我们离开这里吧。”她说着径直走出地铁站。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她，不知她要去哪里，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这是在一座新建的高层建筑和一座上世纪的路易十四风格的老房子之间，她嗫嚅道：“求你，好好亲亲我，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罗素就风一般地扑来，力量之大简直跟一头凶猛的犀牛差不多，我不禁踉跄了一步。她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吻着我，涂了指甲油的指甲深深地刺进了我的肉里，仿佛是为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便使我能够在某个噩梦中醒来的早晨或在黄昏时从窗口往外眺望的时候记起她。当然，她的嘴唇还是那么柔软，还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草莓，或是桑葚、薰衣草。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可是，我仍然无法投入。
……临别之前，我们在街上溜达了很久很久，好在那条几乎贯穿了整座城市的街道足够长，仿佛永远没有尽头。我们依然牵着手，悠闲而亲昵地散着步，所有的人恐怕都会以为我们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甚至连我也有了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这时候，罗素突然说：“以后我不会再去书店了，你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不妨再雇一个勤快人，来帮帮你。”
当我接到这封来自遥远地方的来信时，先是有些茫然，看到信封下面的落款是西北某城市的一家晚报以后，我猜到它一定跟柳彬有关。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仿佛缓缓流淌的溪流一样潜入心底。
我小心翼翼地用裁纸刀裁开信封，从里边滑出两页皱皱巴巴的稿纸，上面写满了像螃蟹爬似的字，除了柳彬，别人恐怕很难能写出这么难看这么个性化的汉文字来。
信的第一句是：兄弟，我想你了。我一下子就被他感动了，尽管在他惹上风流麻烦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把他的生殖器没收，等他再婚以后再还给他，但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他的位置，而且是很重要的位置，他过去是、将来也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夜深了，茫茫大漠只有我一个人，除了天上的星星，连个灯都没有，哪怕是一盏煤油灯也能让我看看书、看看杂志、消遣一下子。兄弟，你要是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可以喝酒划拳，现在只好摸着黑给你写这封信，权当是跟你聊天了。”
柳彬肯定是在黑暗中依靠对汉字的直觉写出了这封信，字迹歪歪扭扭，还有许多字是重叠在一起的，读起来非常吃力，像是考古学家读甲骨文一样。
“我不知道此时是我进入大漠的第几天了，一开始我还在笔记本上记来着，后来嫌麻烦就不记了。兄弟，我的干粮不多了，我特馋水晶肘子，我已经有两晚上梦见它了……”
这家伙是个食肉动物，离开荤腥就活不了，这下子算是把他给治了，我幸灾乐祸地想。
接着他继续写道：“告诉你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我迷路了，而且水也快没了，就剩下一瓶矿泉水了，我舍不得喝，我觉得渴极了。你赶紧给我预备下一打最好的啤酒，等我回去的时候，我要喝个够，喝它个一醉方休。兄弟，你不会不舍得吧？”
他的最后一句是：我已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还有就是我的地址。另外一张纸是他的记者朋友写的：“幸亏柳彬生前留下了地址，我们才得以把他的这封信寄给你。”我简直像遭到了晴天霹雳，思绪紊乱，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信纸上写着的“生前”那两个字，仿佛那是黑夜里四处乱飞的萤火虫，特别的刺眼。
“柳彬是本周五在罗布泊遇难的，直接原因是遇到了一场特大风暴，迷了路，在我们与他失去联络的第九天，才寻找到他的尸体……”后边还写了些节哀顺便之类的安慰话。可是，我已经看不见了，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面前似乎竖着一道顶天立地的黑色屏风。
柳彬死了！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恶作剧啊，正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有人笑着走过来，拍一拍我的脑袋说：别当真，我们是在逗你玩，柳彬活得好着呢。可惜，希望也只能是希望，毕竟不是现实，现实的情况是——信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从此再也见不到柳彬了。
我把信纸重新装进了信封里，这个简单的动作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的手总是在颤抖，颤抖得像马头琴上的琴弦一样，无法控制。我觉得胸口一阵阵发闷，仿佛是一个刚从海边度假回来的旅行者将他们在沙滩上拣来的奇形怪状的鹅卵石放在我的胸腔，死沉死沉地压着心脏，我想站起来喘上一口大气，却一头栽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昏睡，昏睡了好几天。
偶而醒来，也懒得下床，伸个懒腰就又睡了过去。睡眠对我来说，就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南非人库切所形容的那样：睡眠已经不再是一种疲劳治疗浴，也不再是一种体力复原剂了，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遗忘，一种逃避，一种临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