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她，我回到房间里，突然觉得房间里空荡荡的，显得我形单影只。房间两侧柜橱之类的家具都没上过漆，是为了突出天然木纹，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把它们涂上颜色，而且是各色各样的颜色，这样一来，就会使房间的基调热烈些。我还准备在东西墙角摆设一只牦牛头的标本，以及一些石膏雕像什么的，把整个房间弄得满满腾腾的，也许让它们来陪伴我，我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免得让人家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我在刚才甜妞坐过的地方坐下来，招呼一声：“麦当娜，你给我出来！”“麦当娜”就跑到我跟前，一下子窜到我的腿上，两爪搭着我的肩，用毛茸茸的脸蹭我。
“你孤独吗？”我问“麦当娜”，“麦当娜”摇着它的尾巴，从喉头发出一声声呼噜，不知它回答的是还是否，我照着它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真笨，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
一度，我把自己忙碌得团团转，只要闲下来，我就不知所措。早晨起来，我要去蜡像馆捏蜡像，要去学魔术表演，晚上，我甚至逼着自己跟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日本老太太钻研茶道。
遇到失眠的时候，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给我的书包书皮，在所有的扉页写上“万喜良，这是属于他的书”——这是我从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里学来的，然后再钤上我的藏书章，还像孙犁老先生一样记下购买这本书的经过什么的……
我做这些的时候，总是很有兴致，所以睡神显然对此不以为然，我一忙碌这些，它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天亮才会回来。
奇怪的是，我却读不下去书，只要一翻开书就晕，眼前就会有一群黑色的小蝌蚪游来游去。
是我的母亲救了我。有一天，她说她来陪我住几天，一起说说话，我表示欢迎，这是当然的了。
母亲天天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尤其是她烘制的蛋糕，特好，西方人怕是圣诞节都吃不到。常常是我们一边吃东西，母亲一边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滑稽故事，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怕累着她，也就跟母亲抢着做饭做家务，星期天的时候，我还给母亲露了一手，做一只果木烤鸭。我觉得味道挺正宗的，只是稍微有点过火，母亲尝了尝，一个劲儿摇头。我就让“麦当娜”来鉴赏一下，说句公道话，没想到它却只是闻了闻，掉头便走，一口都不肯吃，显然是吃母亲做的饭吃馋了。
一到早晨，我还想再睡个懒觉的时候，母亲就硬是把我从床上拽起来，陪她一起去散步，用她的话说就是：吸些新鲜空气，吐出二氧化碳。没办法，只好按圣旨照办了。散步回来，她又催促我按时去书店，而且如同对待一个贪玩的孩子一样每天都要亲自送我，这让我觉得非常难堪。我知道母亲是个特别执拗的人，我既然拗不过她，只好乖乖就范，别无选择。
“妈，我记得以前，我无数次地要您过来跟我一起住，您都不愿意，怎么这一回变主意了？”我问她。
母亲只是笑一笑，没说话。
一旦有悠闲的时间，大多是在看完“新闻联播”之后，母亲就会说：“我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书了，以前可不是这样……”我就只得硬着头皮坐到书桌前——我不愿惹母亲不高兴。我随便拿起一本书，摊开，煞有介事地读起来。母亲还不断地给我煮咖啡、洗水果，送到我跟前，仿佛我在进行着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
看来，即便只是做做样子，我也得这么坚持下去。我读书的时候，母亲就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听半导体，走路也尽可能地踮着脚尖，生怕惊动我。本来，一切都是做个样子叫母亲看的，可是，那天在读杨振声的《玉君》时，我不但读了进去，居然还读出了眼泪。我突然有了冲动，把这本书的故事写进了我的《贩书偶记》！
就这样，我的心又渐渐地被书、被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所吸引，疯狂读书的习惯也恢复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用不着母亲来督促，书仿佛是磁石，使我再也离不开它了。
“孩子，看到你又跟从前一样了，妈妈真高兴。”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对我说。
我似乎从母亲温和的语调中听出一些什么来，于是就凝视着她，等待她下面要说的话，果然，她又说：“怪不得有人说，只有书才能救你，救你脱离颓唐的陷阱。”
“妈妈，您能不能告诉我，是谁跟您说——只有书才能救我的？”
我纳闷地问道。
母亲摇摇头，态度很坚决地拒绝了我，然后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人家跟我说要保密的。”我几乎用近似撒娇的口吻央求她，破个例，那么向我透漏风声也行啊。我很好奇，我实在想不出跟母亲说那些话的究竟是谁。
“我明天就回去了，你大了，用不着老娘天天在你跟前絮叨了。”我和母亲一块刷碗的时候，母亲突然说。我拼命挽留，以至于像谈判一样，一天一天拖延着母亲的行期，仿佛能让母亲多待一天就是我在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似的。
最后，我趁母亲出去买菜的间暇，找来搬家公司的人，又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遍，尽可能地让母亲感到舒适和方便，等母亲从菜市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大功告成了。母亲实在无话可说了，只好住了下来。过去很久以后，偶而提起这些，母亲就说：“你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得逞的。”
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然。每当我读书读得太久了，母亲又会心疼我，把我拖到电影院看一场《指环王》什么的，放松一下。如果看完之后，问她观感，她会说看不懂；若问她看不懂为什么要看，她说：“傻孩子，我是为了让你看的，你瞧，这些看电影的人不都是你这么个年纪？所以，我猜你也会喜欢。”
我只能说我喜欢，我还能说什么呢！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母亲就让我把那个新店员叫到家里，给他做手扒羊肉。那个新店员来自内蒙的一个叫伊金霍洛旗的地方，一种半开化的野性还潜伏在他那凹下的眉间和充满天真的眼睛里。没多久，他就跟我一样地妈妈长妈妈短起来，甚至比我叫得还亲，让我嫉妒不已。
凭空又多了一个儿子，母亲高兴得不行，非要喝酒祝贺不可，我开了一瓶用藏红花泡制的甜酒，母亲居然一口气喝了四杯。很快，眼睛里就放出醉意的光彩，她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她的新儿子，说了不少煽情的话，还说要是我弟弟也在这里就好了。
也就是那天，我终于知道了跟母亲说“只有书才能救他”的那个人原来是罗素。“当时，你萎靡不振的样子很是让她担心，她差不多是流着眼泪央求我来你这儿，劝你振作起来。”母亲有点儿惋惜地说，“挺好挺关心你的一个姑娘，可惜你没留住她。”
甜妞结婚的前一天，给我打个电话，真诚地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你要能来，我会开心死的。”她说。我答应可以考虑，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去的。最后，我还是食言了，只是拜托礼品公司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和一艘木雕的大船，并留言说祝她和她的丈夫一帆风顺。
我知道，这样一来，甜妞也许会产生误解，以为我还在怨恨她。其实，她错了，我有什么理由怨恨她呢？我不去参加她的婚礼，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习惯在那种过于嘈杂的场合抛头露面，假如有那么一天，我要结婚的话，我会带着新娘到一个安谧的桃花源般的幽静所在，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尽情地享受二人世界……
不管怎样，我都真诚地祝福她能得到幸福——她要是不相信我，就是不了解我。
我开始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在母亲的监督下，几点入睡，几点必须起床，还要在阳台做操、举哑铃什么的。现在，除了写那本《贩书偶记》之外，最当紧的工作就是整理我的藏书，把许佩祈捐给我的书和我自己原有的书按照中国文学史的排列顺序码在玻璃书柜里，那都是非卖品。逢上温暖宜人的好天气，我就打开书柜，通通风，我叮嘱自己一定要珍惜它们，因为它们将是我一生的伴侣。
我在为这些书填写检索卡的时候，把所有的书又都重新抚摸了一遍，它们唤起我一种少有的柔情。
书架是新设计的，是依照书店的室内高度跟木器行订做的，还配了带轱辘的梯子，方便登高用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清新的像落叶松似的香味，闻上去，能够使人保持羔羊一般的宁静。我喜欢这种味道，所以，我坚决反对给书架涂漆。而且，书架上的天然木纹甚至木头上的节疤，也都看上去很美。
这天，我在整理书的时候，稍不小心，把书架高处的书碰倒了，那些书像瓢泼大雨一样的砸在我的身上和头上，我只好用胳膊来遮挡；很快，那些书就把我埋没了，我像积雪下面的樱草一样挣扎着，挣扎着爬出书堆……
后记
我现在正在重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似乎也最能契合我的精神状态，那铅色的密布乌云的天空，那古老的昏暗的哥特建筑，那笨重的未上漆的橡木桌椅，那荒瘠，那苍凉……不，我并不认为《呼啸山庄》所流淌着的苍白而孤独的氛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我只是觉得它能映衬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仅此而已。
对一个缠绵病榻达十年之久的人来说，岁月已萎缩成了一些概念和符号，我没有了生活，生活在别处；我的生活只是回忆，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说才是我真正的生活——幸好，我还有那么多可以回忆的回忆，就像我经常在地图上行走一样。
这本书就是我回忆的一部分，虽然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这本书记录了我青春的感伤和情爱的迷惘，从文字的一鳞半爪中隐约透露出我那极不安分的灵魂。
这部小说是我在天津的一所医院的小病房里写的，从春天写到夏天，其间我的感觉特像一朵“穿裤子的云”，漂浮于过往时日的天空上，俯视着原来的我。医院是一个能与尘世的喧嚣完全隔绝的地方，也是一个厌世者的理想的天堂。写作给我带来的最大快乐，是能够使我遗忘，遗忘残酷的现实。我感谢发明写作的人。
在我不很漫长但也不算短暂的有生之年中，最忠实的朋友就是书，即使是在我不断漂泊和行走的日子里，也如是，是书陪伴着我几乎走遍了南中国和北中国，十年的病室生涯中，书与我更是须臾不曾分离。可惜，在一次次的迁徙过程中，我丢掉了近万册藏书。小说中的“我”，其实正是生活中的“我”的真实写照。
不知道读者对这本书会怎么看，但是我肯定它能唤起读者尘封的记忆，它是一本关于爱、关于书、关于成长的书，对读者来说，它只是一个断片，对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永恒。
我很高兴我能在这个蝉声悠扬的夏天完成这部小说，我似乎突然发现，小说真是一个好东西，小说给了我种种的可能，给了我种种的想象，也给了我类似醉生梦死的快感。我开始留恋这个夏天了。
最后，我想套用弗雷德里克·凡·伊登所写的《小约翰》开头的一句话结束这个后记：我要给你讲讲一个爱书人和一个爱书人的情感故事。它听上去像个童话，但是它确有其事。如果对这一点有所怀疑，你就用不着再往下读了，因为它不是写给你看的……
雪屏
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