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老头儿是玩真的了。我盘算着先答应他，把他的十几架子的书大部分放店里，比较珍贵的则存在家中，锁好，等老头儿后悔的时候，再完好无损地还给他。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老头儿走火入魔了，一门心思全在“白金的女体塑像”上。我估计，他绝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早晚会有回心转意的一天。
“没有书，您会活得舒服？打死我也不信！”我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老头儿说：“我又发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说来听听，您发现的是什么？”我的好奇心好像鱼儿见了鱼饵一样，被逗弄起来了。
老头儿捏起一小撮烟丝，按在烟斗里，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大口，“以后再说给你听吧，现在让我讲，一大把年纪了，我还真的有点儿不好意思。”
“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说来听听吧。”我冲老头儿使劲儿地眨眨眼，意外地发觉老头儿的脸居然红了，很是羞涩的样子，那表情，活像一个毛头小伙子。
只有一个人的上午。
一壶咖啡，两片吐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我照着穆时英的小说人物的生活习惯，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相同的早餐，一边品尝一边看央视的早间新闻。
跟差不多所有的蓝领一样，吃饱喝足之后，就走出家门，推起久已不骑了的自行车，链子生锈了，蹬起来嘎嘎响，就到附近的修车铺膏膏油，然后骗腿上车，上班去。这个夏天的最后一缕风迎面吹过来，凉爽得怡人。
时间尚早，我可以奢侈地用观光客似的速度，伴随着抒情曲的音频，满大街地转悠。
在一家Jazz酒吧门口，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一脚踩着马路牙子。一个正在擦玻璃窗的门童之类的家伙吸引了我，那家伙特面熟，特像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冲他“嘿”了一声，等着他转过身来。
等我又“嘿”了一声的时候，他才转过身来，“操，你在这干吗呢？”我惊讶地问。他说他在酒吧当清洁工。“多咱出来的，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又问道。他说他已经出来半个月了，谁都没告诉，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家伙，不是别人，就是因盗卖馆藏图书而入狱的程帆。
一人一杯普洱茶，我们在酒吧坐了一刻钟。他说他刚进监狱时总是受欺负，有一天，他急了，扑上去咬了欺负他的人的耳朵，生生地咬下半拉来，血流如注，从此，再没人敢跟他挑衅了，其代价是受了两个月的禁闭惩罚。
酒吧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从中午开始的，这个钟点空空荡荡，只有一个酒保在吧台后面听CD。他说把他送进监狱的是他的女朋友，因为她要买手链而他不同意，吵了起来，她就给他的单位写了匿名信，揭发检举了他，事情才败露，他被判刑一年并被开除公职。
“这个娘们忒不是玩意儿了！”我骂了一句。他说他服刑期满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接他的也是他的女朋友，两人抱头痛哭，算是和好了，他现在就跟她住在一起。
纯粹是他妈的一场荒诞剧。
程帆给我讲述的时候，那么平静，像栖息在树枝上睡觉的鸟一样的平静。我发现，才一年的光景，他已经变得一塌糊涂，眼窝深了，胡子浓了，连脸颊上的线条也显得刚毅了许多，总之，给我的感觉，他成熟了，成熟得几乎超过了他的年龄。
“这里的差事适合你吗，如果干得没劲儿的话，就到我的书店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向他发出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一分钟之前，我还没有任何接纳他的思想准备。
“谢了，我再不会跟那些书打交道了，再也不会了。”程帆咬牙切齿似的说，显然他已经对书恨之入骨了。“你以为那些写满了字的破纸害得我还不够吗？”
我想劝他，害他的不是书，而是他对书的贪念，可是，一见到他阴郁的脸色，就不忍再说什么了。
“算了，刚才的话，算我没说好了。”我说，跟他碰碰杯，像喝二锅头似的，喝了一大口普洱茶。
茶凉了，但是香味似乎倒更浓烈了。“要不要开一瓶酒，我请客。”程帆说着站起来就往吧台那边走，我赶紧拦住他，说一会儿我要去书店，还得做生意。“对了，忘了问，你书店的生意还好吧？”他问道，我说还好，勉强可以维持。
程帆感慨地说，“你是个真正爱书的人，假如让你来做图书馆馆长就好了。”我笑着说，让我打理这么一个小书店就已经四脚朝天了，要是让我去管理那么大的图书馆非得找不到北不可。他突然说，“你知道吗，我大学时读的是图书馆学。”说完，特沧桑地叹息一声，历史得仿佛比游牧部落的酋长还悠久。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图书馆，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最为理想的归宿，可是，很快我就失望了。”他说，“我看到那些所谓的图书管理员，其实大半相当于文盲，他们根本不懂得书的真正价值，在他们的眼里，书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甚至连拿给孩子去当做文草稿本都不行，所以，他们可以随便抓几本书来垫床脚，或者当枕头枕着睡午觉……不久，我也就随波逐流了。”
程帆所讲述的一切，犹如山崖上跌落下来的石头，沿着陡峭的山坡滚，最后正好砸在我的心坎上，令我疼痛难忍。
酒吧的老板来了，中断了我们的谈话，那是个穿阿曼尼褛空长裙的年轻女人。我想，我是该走了，程帆试图挽留我，说道，“没事，你可以再坐一会儿，她是我姐姐。”
“她是你姐姐？”
“是的，本来她让我在这里当领班，我不干，我愿意做个清洁工，以此来惩罚自己。”
我没有因为老板是他的姐姐而再继续坐下去，还是告别了他，临走，我拍拍他的脑袋，他的头发很短，每一根都昂然地立着，像刺猬一样的扎手，我说，“程帆，我那里还有你的几本书呢，改天我拿来还给你吧。”
“几本书，还是留在你那里的好。”他说，“据我所知，图书馆里的那个书库已经重新装修，改作收费的电子阅览室了。”我问那些书呢？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从他的苦笑中，可以窥视到一种微妙的难以言表的伤感和无奈。
“那些书的去向，我也不大清楚，一种可能是转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把它们丢进了垃圾箱。”丢进垃圾箱，不会吧，把藏书家们一生呕心沥血的收藏都丢进了垃圾箱？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听说，那些书早已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了，轻轻拿起来，就会散开来……”他又说。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好像一阵强烈的电流通过全身，血液也涌动得出奇的快，仿佛瞬间就能从头流到脚，我猜，我的脸一定涨得通红。
“再见吧，我得走，时间来不及了。”我咕哝了一句，转身就出了酒吧。我知道，我想立马儿离开这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时间问题。
我骑车走出去很远，再回头，发现程帆还在酒吧门口目送着我，他的身子特单薄，好像风一吹就会把他吹上天似的。他旁边是他的姐姐，他姐姐搂着他，裙摆在风中舞动。
那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上次那个“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打来的，她约我跟她一起共进晚餐，而且只限她和我两个人，地点定在一家叫“沼泽地”的印度餐馆。
我虽然答应得很干脆，还是觉得匪夷所思，猜不透她究竟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似乎为早一点儿解开这个谜底，我就像水手祈盼陆地一样地祈盼着书店打烊。“沼泽地”餐馆所在的那条小街上，左一家右一家地坐落着许多民族特色餐厅，越南风味、马来风味和俄罗斯风味应有尽有，最大的要数日本料理了，竟占有四层楼。来这里的主顾大多是白领阶层，也有外院的大学生，一边就餐，一边可以进行口语练习。很奇怪，这里离我的书店并不太远，我却从没来过。
走进餐馆，一个额上点着朱砂痣、身上穿着沙丽的印度姑娘迎了过来，我告诉她我约了人在这里见面，印度姑娘用最纯正的本地话问道，“你约的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说是跟你一样的年轻姑娘，印度姑娘嫣然一笑说，“你自己找找看。”我伸长脖子四处巡视一番，两只眼像职业间谍似的骨碌碌乱转——客人真是不少，尤其是女客人，也许是女人比男人更喜欢吃咖喱味道的东西吧。
“嘿，在这儿呢！”
有人招呼我，我径直过去，坐在那人指定我坐的位子上。记忆中，那个“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属于小巧玲珑的类型，脸色苍白，头发也跟秃尾巴鹌鹑似的；可是面前的这位亭亭玉立，两颊泛着紫罗兰的颜色，而且还有一头瀑布一般的漆黑的长发。我傻瓜似的注视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试图把印象中的那个丑小鸭和面前的这个白天鹅重合起来。
“这么盯着我干什么，难道不认识了吗？”她笑呵呵地问道，有点儿调皮的样子。
“想不到你会这么漂亮。”我由衷地感叹道。她朝我微笑着撇撇嘴，“我也想不到你的嘴这么甜。”我知道夸一个女孩儿漂亮，是很老套也是很行之有效的恭维手段，无论是女孩儿还是女人，保准百发百中，好使。可是，我声明，我绝对没有向她献殷勤的意思，只是实事求是而已，显然，她是误解我了。
她忽地恍然大悟似的“噢”了一声，脸一红，她脸红的样子更是妖娆，她说，“你初次见我，正是我‘去武汉实习’的时候，那时候特狼狈，因此才给你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是不是？”我没回答，应该说，确实是那么回事。
要了几道特色菜，我委婉地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赶紧说，“你别多想，我只是为那次‘去武汉实习’向你表示谢意，那次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
“你已经谢过了，不是请我参加过午夜摇滚吗？”
“那怎么能算数！”她腼腆地笑着说。这时候，露着肚脐的舞娘跳起了印度舞蹈，一边跳，一边从餐桌中间的甬道穿过，脚铃哗哗响，像溪水的潺潺流淌。我们享受了一阵视觉大餐，注意力才又回到我们刚刚进行了一半的话题上。
“你的男朋友呢，就是那个贝司手？”我记得她的男朋友弹贝司的时候，总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一副特陶醉的样子，而且身子还合着节奏前仰后合，挺像斯琴格日勒。
“我们要结婚了，就在下个月。”说起结婚，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她两眼放光，放着那种带着无限憧憬的光。那光有着某种令人想入非非的魔力，能够拖着别人朝超现实主义的虚幻空间走去，以为那里就是幸福的终极目标。
“我祝贺你们，祝你们新婚快乐。”我说。本来我可以调侃一下，比如装着很嫉妒她男朋友的样子，换作别的美眉，我肯定会那么做，可是跟她不行，我们毕竟还不是那么熟悉，保持一臂距离是必要的，所以我就显得有点儿假正经。
“你们呢，我是说你跟罗素有什么打算吗？”她歪着个脑袋，挺嬉皮士地问道。
“我们，还那样，”我说，“不远也不近。”我隐隐觉得她的话里似乎有什么潜台词。我相信我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总是恍恍惚惚而又略显朦胧。假如一天早晨醒来，突然感到心烦意乱，结果出门以后不是让自行车撞个大跟头，就是一脚踩在西瓜皮来个嘴啃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不止一次了。
“你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以为她一定是在暗示我什么，脑际一旦浮现出这么一个念头，就浮想联翩，一发而不可收，沿着这个思路一直的琢磨下去。
“大概有半个多月吧，她忙，我也忙，所以就没有见面。”我跟她解释说。
“居然这么久，难道你不想她吗？”她严肃地说，看来她的确是在给我某种暗示，虽然对她所暗示的东西，在我的思维中还很抽象，没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
“想是当然想她，只是——”我纳闷地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你尽管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