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天，从早到晚我的电话铃就没间断过，像超市里抢购什么似的排着队的来，而且态度都那么蛮横，骂骂咧咧算是客气的。他们质问我，谁说他们急着要买保险来着？“我没说呀，我是无辜的。”我跟他们解释，他们也不听，偏一口咬定是我让人家打的电话——那个姓赵的小子是这么说的。
赵楚算是把我害苦了，他肯定是在哪儿找了个不花钱的电话，将我电话簿里边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打了一遍，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不能少”，而且还公然跟人家说是他妈的我指使他打的！
骂我骂得最凶的有两个，一个是写电视剧本的，头天在电脑跟前敲了一宿的字，早晨刚躺下就被电话吵醒了；另一个就是在总医院的那个外科医生，因为转天有手术，所以夜里早早睡下，结果让赵楚的广告电话闹得一夜无眠，手术时差一点儿出差错……
一脑门子的官司和一肚子的怒火，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我只好给赵楚打电话，谁知他接过电话来就说了句“对不起，我正在工作，过一会儿我再打给你”，就挂了机。我几乎骂起街来，但是运运气还是忍住了。
傍晚时分，赵楚真的把电话打了过来，没容我开口，他先说：“我觉得你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对保险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国计民生的大事业视为儿戏，以后你要多做做他们的工作，提高提高。”我问道：“提高你个头，谁叫你随便给他们打骚扰电话的？”他似乎还挺理直气壮，“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别忘了，我就是卖保险的！”
我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我历来喜欢跟虚荣的人打交道，虚荣是什么，虚荣就是好面子，好面子是什么，就是要脸，赵楚这种人实在是我不喜欢的，因为他不虚荣。我现在的想法只有一个，把从我那里抄走的电话号码还给我，免得他继续扰民。
我说：“我们约个地方见见面，就是今天，就是现在，你看在哪里比较好？”
他答应跟我见面，但是见面的地点迟迟定不下来，让他选择一处地方，他不选，那么，好，由我来选，说了六七个地方，他又都不同意，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终于决定在起士林餐厅门口碰头。费的劲儿，绝对不亚于世贸谈判。
“说好，不见不散。”我叮嘱他。
不消十分钟，我就到了约会地点，眼巴巴地等着他。我两手插在裤兜里，在方圆二十来米的范围之内遛来遛去，东瞅瞅，西望望，特警惕，生怕让他漏了网。等了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他也没来。周围的行人还以为我是蹲堵的便衣呢，都躲着我走。
我知道我是让赵楚涮了。我点了一支烟，慢慢吸着，悄然地走开了。我在心里一再嘱咐自己，要把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地抹去，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
徐克如约发出了邀请，说是要在一家叫”舢板”的海鲜馆聚会。我去的时候，就叮嘱自己，一定不跟他们提赵楚的名字，谈话中间别人说起他来，我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呷着酒，根本不答腔，好像对他们纷纷议论的那个人一无所知。
从他们言来语去当中，我知道在坐的各位，无一幸免地都饱受过赵楚的精神折磨，他们说他是骗子。原来，赵楚是搞药品传销的，后来又推销化妆品，折腾保险则是这两年的事。无论他做什么，总是打亲戚朋友的主意，看来，我只是他千千万万个受害者中的一个，我心里反倒平衡了。
这样的同学会跟我事先估计的一样，都是由一两位所谓事业有成的同学做东道，热心张罗，而徐克其实只不过是个传令兵而已，现在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蔫溜溜地喝酒吃菜。
这次的东道正是已经当了厂长的刘海，很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架势，况且席间他的初恋情人也在，他更是豪情万丈。像个领袖人物似的指点江山，差不多把所有的老同学都褒贬一个够，就他一个是当代英雄。我虽然反感他，但是看在这顿饭是他埋单的面子上，就尽可能地保持沉默，给他一个耳朵就是了。
“喂，万喜良，听说你开了一家书店。”刘海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问了一句。
我赶紧说：“开了一家小书店，卖旧书。”
“开书店有什么出息，还不如开一家服装店呢，到时候我从厂子里随便给你点儿业务，就够你吃上一年半载的。”他的嗓门很大，属于男高音的那种。
我说：“对，你说得没错，开服装店绝对比开书店有钱赚，可是——”话到半截，我不想再说了。
“可是什么，你说，你说呀？”刘海非要追问不可。
在他的逼迫之下，我不能不说了：“可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不来。”
刘海好像迎面挨了一巴掌似的，一下子蹦起来。“挣钱你不喜欢，你还喜欢什么？”他的那个初恋情人也跟着说，“就是嘛。”我记得，从初二开始刘海就给她递纸条，她都退了回来，还让刘海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最终嫁给了一位老师。现在似乎跟刘海相处得不错，刚才他们俩还喝交杯酒来着。
“与其说我喜欢开书店，倒不如说是我喜欢书店的那种情调。”怕惹刘海恼怒，所以，我的脸上尽量不带任何表情，语气也平和得不能再平和了。
徐克和别的几个同学都过来碰杯，似乎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空气。刘海推开他们，不无嘲讽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有多大了吗？你已经不是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还一味地讲浪漫讲情调讲那些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幼稚！”
我不动声色地说：“有的人一辈子都渴望生活在浪漫里，不幸得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啊呸，”刘海显然是暴跳如雷了，脸色铁青，他弯着食指使劲儿敲着桌角说，“你要是我的员工，我早把你开除了，我不需要不脚踏实地的人！”
“对不起，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我永远都不会去给你做员工。”我故意这么说，其实我对他的反感越来越强烈，强烈得几乎难以抑制了。
周围的同学都忐忑不安，唯恐事态扩大，有人甚至把我们拉开，拉开相当一段距离。刘海大概是在面前这些人当中颐指气使惯了，此时此刻，他紧皱着眉头，嘴里除了说“幼稚，太幼稚了”，再也没别的话了，看来，真把他气坏了。
我对这样的同学聚会彻底没了兴趣，就像有的书，只需翻那么两三页，就知道里边的货色了，该把它丢在书架上或者干脆扔到垃圾箱里去，不必再看。于是，我对刘海说：“中国有个成语你知道吧，人各有志。算了，这么吵下去那才真叫幼稚呢。”
我真想马上离开这里，离开这些人，到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安静一会儿。
可是，我不能走，伤害这么多老同学的感情，是我不情愿的。我只好拿出一种姿态，和蔼地端起酒杯跟刘海碰一下，干掉，刘海说了句“不吵就不吵吧”，然后也悻悻地把他的酒喝了。
徐克他们这才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
又是一派其乐融融景象了，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许多往事重新被提起，每个细节，每个对话，大家都是那么津津乐道。期间，好多人都看见刘海和刘海的初恋情人两手在桌下做小动作，调着情，又都装作看不见。刘海的脸上重新放出光彩来。福楼拜有句格言怎么说来着：荣誉败坏名声，头衔使人失去尊严，职位让人头脑发昏。福楼拜还说应该把这句话写在墙上。要我说，应该把这句话贴在刘海的脑门上。
坐我旁边的几位女生原来都是婀娜多姿的，常在联欢会上跳小天鹅什么的，现在个个已经是虎背熊腰，她们说，“都是孩子拖累的。”我就只好说，“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她们就回击我说，“你也不年轻了，一脑门子的抬头纹。”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就得拄棍了。”徐克打趣说。
罗素的电话救了我，使我能够赶紧摆脱掉这个毫无意趣的聚会，没等罗素开口，我先就抢着说：“又出事了？好，我马上回去，马上！”而且是一副“谁动了我的奶酪”的表情。
我听见罗素还在啰嗦，我干脆挂断电话，一脸的焦灼，对大家说：“抱歉，抱歉得很，店里出了点儿事，我要去处理。”走出餐厅的时候，我故意说，“早知道开个书店这么麻烦，还不如去开服装店呢，嘁！”
乌拉圭的那位药铺老板的儿子贝内德蒂有一首诗是这样的：鸟儿确实飞走了，但不是稻草人吓跑的，而是因为暴风雨来了——恰恰是贝内德蒂给了我启发，得以金蝉脱壳。
坐到出租车上，我才像一条从沙丁鱼罐头里爬出来的沙丁鱼，松快多了。我又给罗素拨通了电话，问她有何贵干，罗素说她们学生会组织西北十日游，让我跟她一起去。“你另找个人帮你照看一下店面不行吗，正好给心灵放个假。”她说。
“什么时候去？”我问，我的心情出奇的好起来，一片花红柳绿。罗素说：“下周二，第一站是西安。”我问她是不是特想去，她说当然想去了，“那好，我陪你去，费用也由我出，算是我请客。”我说。
我一天中只有写我的《贩书偶记》时，才是最愉快的，尽管距离完成它，还十分遥远，但是我可以享受这个过程。也许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跟我们吃饭的道理是一样的，虽然目的是为填饱肚子，最有味道的呢，则是咀嚼。
写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出去遛一圈。自行车是我新买的，我把它当做我的健身器，起着舒筋活血的功效，还能增加肺活量。
我通常是沿着河边骑，在七月凉爽的夜晚里，吹着口哨，惬意得如同散步一般。不过，今天我却径直骑到了郊外，以前甚至骑到过比郊外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大片的荒草地，你一定不知道躺在荒草地上有多么的舒服，躺在青草上远比躺在地毯上肆意得多，还可以把草叶衔在嘴角上，品味着草的清香——这里是最适宜安放我的乌托邦的所在。
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看着那些恬静的星星，许许多多的胡思乱想就会从脑子里蹦出来。那些胡思乱想包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开始只是一滴两滴，不一会儿，就瓢泼一般，跟撒了疯似的。我赶紧扶起扔在一边的自行车，稀里哗啦地推上大道，一通抱头鼠窜。
荒郊野地，四周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找不着，只有拼命地骑着车跑路，车子的链条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特费劲儿。我身上早已湿透了，往下滴水，我气急败坏地叫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果然，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疯狂，而且还伴随着隆隆的雷声。我想，我真他妈的是乌鸦嘴。
星月无光，昏黄的路灯也让密集的雨帘遮掩得严严实实，能见度等于零。我不知怎么的就掉进道边的垄沟里，倒没觉得疼，可是浑身都是泥。幸好自行车没坏，只是车把歪了，修理一下就OK了。这一回，再不敢撒欢了，像盲人一样，仔仔细细地探路，战战兢兢地迈步。
回到家，已经是一个多钟头以后的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刚把车子停在楼门口，雨就跟着停了。
我几乎连一分钟都没耽误，扒光衣服，就水淋淋地钻进被窝里，瑟瑟发抖。床单和枕巾也被浸湿了一大片，冰凉。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情况有点儿不妙，浑身疼得连翻身都困难，骨头节仿佛绑上了钢筋，几乎不能够打弯，而且冷，不是一般的冷，是光着屁股站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的那种冷，上牙打着下牙咯咯作响，我想，我一定是感冒发烧了。喏，大概是这么回事。
我只好给罗素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让她去书店里支应一下，然后又叫社区医院来一趟，那个医生我认识，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我总称呼她叫南丁·格尔。
我口干，像个在沙漠里渴得要命的的傻瓜，嘴唇都已干裂了，还是“南丁·格尔”来了以后，给了我一瓶矿泉水。量过体温，说是39度4，“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烧得太厉害会成白痴的。”南丁·格尔说。我似乎精神有点儿恍惚，不知什么时候输上的液，只觉得一条冷血的蛇顺着我的胳膊往上爬，我猜那是输入血管里的液体在流动。所有的这些告一段落，罗素也赶来了。
罗素看看输液架，又看看我，我一定是一脸的病容，特狼狈，她说：“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她的意思好像我是刻意打扮成如此狼狈，是在整容外科鼓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