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七大”又与原时空的“七大”又有多大不同？
第二百六十章七大筹备与徐远山特邀身份
这次与苏联关于“粮种换武器”谈判，徐远山并没有参加，不过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了，谈判这种事情，他也必须要逐步放手，只要不贱卖就行。
实际上，谈判的中方人员，更清楚高产粮种的珍贵，西北这两年能解决粮荒可不正是有这些高产粮种吗？
所以他们把粮种换算成普通粮食时候，是按上限计算的，这才有了“五千吨粮种换五千吨武器弹药”的谈判结果。
否则，就像国民党政府那样用十万吨以上的桐油置换，光运输就能让多少人累趴下。
现在联合政府有钱不假，但支出也颇大，特别是徐远山从先锋军开始实施给士兵发军饷，虽然每名战士不多，但解放军基数大啊。
就这，解放军还实施分级制度，地方部队与野战部队还有区别，否则现在联合政府已经拥有超过两百万的部队，而且因为形势需要仍继续征兵增加兵力，军队支出越来越大。
按现在土共中央计划安排，到1939年初时解放军总兵力要达到三百万人以上，在东北与日军作战用兵，解放全中国同样需要大量的部队。
光军饷，每个月都超过一千万银元，这还不算吃、穿及大量作战物资。
所以，朱总司令还希望这样生意能再多做几次，不过他的希望不会落空，凡是使用过高产粮种，论谁也无法忍受原来每亩只打一、两百斤粮食的种子。
徐远山确实说过“再穷不能穷军人家属”，这里是专指战士牺牲的抚恤金必须到位，他在现代时空算是一普通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深厚敬重军人的情怀。
而当徐远山来到民国时空，发现就算是与日军作战的国战中，中国士兵阵亡后几乎是没有抚恤金的，他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人问题，只能先从先锋军开始，然后是南京守城的川军，最后推广到整个解放军队伍。
“胜利之声”广播台为何在先锋军加入解放军后，也依然得到国民党军队和各省地方军队基层士兵的欢迎，就是这个电台从宣传东北抗战开始就做了许多提高军人地位的事情。
徐远山除了在后世有敬重军人情节，还有就是和现代时空大多数国人一样对日本的态度，因为二战后日本上下没有真正反省，始终抱有侵略中国残害中国老百姓不义战争一种无所谓态度，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等，自然让后世中国人无法释怀。
除了这两个方面，徐远山还关心土共的政治路线，不过他只能提供一些资料供土共中央参考。
徐远山给这个时空土共领导提供的资料，基本是后世算是总结比较客观的内容，有对苏联、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关系定位和看法的文章。
更多是原时空土共的经验教训和得到完善并正确的方针政策。
土共主要领导干部经过十多年的流血和牺牲，也逐渐成熟起来，以遵义会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些领导人对来自苏联或共产共际的指示毫无犹豫地执行，也心甘情愿高风亮节让出领导岗位，让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吃洋面包、乳臭未干小青年夺取了实权。
土共在抗战前的土地革命历史中，有两次损失最大：一次是蒋秃子在身后举起屠刀对准土共成员大开杀戒；另一次就是国产共际带来几乎灭顶之灾，让国内土共组织经过多年努力以枪杆子对抗蒋秃子反动派取得的苏区根据地成果消失殆尽。
到这时候，如果幸存的土共高层再不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就会走向失败，所以才有土共本土派领导在遵义会议前后夺回军权的惊人之举。
这是土共本土派首次抱成一团并广泛团结了红军各级指挥员，这同样是一代核心领导人首次展现的政治智慧。
徐远山在甘肃接触到中央红军并建立联系后，给他们提供当前理论参考资料，基本是原时空“七大”的政治结晶，这是一个转折点，后面的“八大”、“九大”大……都不合适，因为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不一样。
原时空“七大”到1945年才召开，公开资料表明是因为交通条件限制的原因，毕竟土共军队的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全是在敌后，交通极为不方便，代表们既不容易来到延安参加会议，而且长时间脱离原根据地的领导岗位风险也极大。
原时空中，就有“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会议的途中与敌人遭遇而牺牲。
为何“六大”与“七大”大会之间相隔如此长的时间？
原时空“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上就这样说道：“七大应早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召开。”
但原因并不是如此简单，延迟的原因，原时空自从1937年起筹备召开“七大”，五次延迟会议召开，真正原因很复杂，有交通不便的原因；有本土派领导与亲苏派争取中国革命主导权原因；有蒋秃子开始实施“融共、防共、反共”的原因；也有日军大举扫荡、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原因。
“七大”延迟的各种探讨，也成了后世马列专业许多硕、博学生的论文课题。
1928年6月，土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当时国内形势太过于险恶。不过在苏联召开的“六大”，国内许多土共领导是没法参与，所以历史上“六大”留痕不多。
不过“六大”最后通过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
事实这是不可能的，“七大”可是过了17年才得以召开，仅此说明“六大”这项规定忽略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是不是另有深意就不得而知了。
到1931年苏区成立政府，土共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教员出任政府主席，当时土共是准备要召开“七大”，但两次提议均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后世多个版本解释说是国民党军队开始进行围剿。
到1933年土共中央机构撤出上海进入各个苏区，许多吃洋面包的小青年在苏区走马上任，本土派领导只能让位。
后面的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在共产国际特别是王明的遥控指挥下，土共损失90%以上的苏区根据地，把七年以来用武装反抗蒋秃子镇压的成果几乎全消失，是土共革命事业遭受到的第二次重创，红军迫不得已进行长征。
遵义会议拯救土共组织和红军队伍意义就是在这里，其中以教员、伍豪、王稼祥“军事三人团”为中央红军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土共本土派首次掌握军事权力。
当然遵义会议中在两人转为本土派甚为关键，临时担任总负责的张闻天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坚定支持教员而成为本土派的主要成员，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师并建立根据地后，张闻天主动让贤让教员担任总负责人，他自己去具体负责理论工作并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原时空到陕北后，张闻天负责组织工作，教员负责军事指挥，是事实上土共中央双巨头，中央文件签发也是两人名字，虽然张闻天多次提议由教员出任总书记均未果。
原因就是土共上面有一个共产国际，换领导必须要经过共产国际同意。
即使到1938年从苏联治病的王稼祥返回陕北，带回共产国际承认教员是土共在中国实施革命产生总负责人的指示，张闻天依然还是总负责但他决定把政治局会议地点转到教员住处，自己去担任宣传部长。
现时空张闻天让出中央总负责位置后就去做具体工作。
直到1936年，有徐远山提供设备的土共破译了苏联抛弃土共联合蒋秃子的电报，已经成为本土派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同样支持土共独立发展，不过张闻天一直认为自己缺少实际工作经验，所以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平时主要研究马列理论和宣传工作为主。
1936年土共和红军就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开展整风教育运动，现在已经具有召开“七大”的基础。
现时空处于西北的土共中央于1937年开始筹备召开“七大”，却因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大会筹备工作只能暂停，但在一年时间，土共的革命事业以及军事上对日作战非常顺利，形势需要让土共中央再次考虑召开“七大”事宜，用于解决土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体制等些问题。
9月4日，土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又一次商议，决定筹备“七大”会议，这次筹备“七大”张闻天始终参加讨论。
而且政治局前面三个月时间里已经进行了多次会议研究，今天会议最后决议：把关内日军全歼或赶出的时候，举行土共“七大”会议。
其中筹备委员会：教员为主席；秘书处由教员、伍豪、王稼祥、张闻天、任弼时组成。
筹备委员会有25名成员。
决议就召开“七大”的报告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具体细节和准备工作做出明确规定。
会议地点初步拟定在西安。
政治局这次会议中同时拟定了各地各军选出的代表人数，准备给各地党组织下发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在1938年1月1日前选出代表。
不过，东北抗联代表赴会问题比较突出，关内因为制空权和有空军运输机原因，代表赴会都不会存在问题，因此政治局决定在“七大”会议召开前，由空军扩大制空权区域，夺取东北三省的制空权，让东北三省代表乘飞机到西安参加会议。
这次扬靖宇同样被列入25人的筹备委员会中。
扬靖宇1934年就曾任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不过没有到任，他还在东北领导抗联对日军作战。
原时空1941年，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参会代表选举产生了由33人组成的名誉主席团，在中共仅有的3名代表中，杨靖宇与教员、朱总司令共同当选，此时距杨靖宇牺牲已近2年，但因交通隔绝，中央尚未得到这一消息。
因为苏联与日本先于1939年签订了停战条约，后又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甚至不惜伤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
更要命的是，东北土共领导的抗联又一次成了苏联及共产国际弃子，这就是苏联高层领导与共产国际真实嘴脸。
而且还为讨好日本政府，苏联、共产国际掐断了东北抗联与土共中央的联系。
无奈之下，原时空1938年后土共中央多次派遣联络员到东北寻找和联系东北抗联。1941年8月至1943年1月，土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干部到东北寻找抗联和进行地下工作问题，并指定陈云等负责选拔干部派往东北。
现时空在徐远山帮助下，土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了联系，除少数东北领导调整外，土共中央指示东北土共地下组织和东北抗联放弃公开大规模游击战，只保留小规模游击队实施破袭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到发展力量潜伏下来，等待关内反攻时再公开发展军队，到时候中央将派人出关到东北协助。
按照全国抗战一盘棋计划，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底开始扩军亮相，配合关内作战。
土共“一大”到“六大”，共产国际都派代表参加，原时空土共召开“七大”的时候，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同时土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党，也没有邀请苏共派人参加。
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一直领导着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共产国际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的共产党只是它的一个分支。
当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以后，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领导的革命性世界组织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特别是苏联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再与日本政府签订中立条约并承认满洲国，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
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遭到土共的质疑就理所当然。
二战爆发后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有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对外政策的严重阻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原时空从1937年起，土共的“七大”会议召开被延迟5次，这与苏联和日本两国签订中立协议遭质疑也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七大”第四次推迟到1942年时，有些参会代表已经到达延安，但会议又一次被取消。接下来是整风运动，清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路线，实际上是对亲苏派的清理。
现在土共已经算是与苏联、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当然不再考虑邀请苏共代表参加。
政治局还讨论“七大”会议是否邀请徐远山列席参加的问题。
有委员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有两个特性：一是秘密性，从“一大”至今，何地、何时举起土共代表大会始终是高度秘密，从没有公开宣传过；二是党的代表大会，除了“五大”有邀请国民党高层参加和每次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外，从没有邀请过非党成员参加。
这里所说的“五大”，土共中央邀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政要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代表参加，会议安排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五大致词，因为接受共产国际指令，加上对形势误判，历史上“五大”出现比较多的错误政策。
教员却有不同意见：“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条件所限，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抗战前就呼吁建立抗战统一阵线，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群众路线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
张闻天赞成教员的说法：“正式代表有发言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特邀代表只有发言权即可，这三年来海外援共组织给予土共革命很大的帮助，我认为邀请徐先生列席会议是对的，而且还要放进主席团。”
王稼祥也说道：“徐先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加入土共组织，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他完全是一名合格土共成员，我是赞成徐先生列席，最好还要让他发言。”
伍豪补充道：“给土共提供药品和大量工业设备；空军与第四野战集团军创始人；给红军还有后来解放军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做了上面任何一项，都值得我们邀请，何况他还是海外援共组织的代表。”
教员拍板定了下来：“既然大家不反对，就定下邀请徐先生参加大会，对外宣传可以用伍豪同志说的三个理由，徐先生的一些保密内容可以适当公开。”
正在西山忙碌的徐远山，并不知道土共中央讨论邀请他列席“七大”会议。目前华东战场解放军队伍连续取胜获得优势，态势极为有利，而徐远山准备返回现代时空做些准备，然后再到民国时空的德国去谈判。
虽然后世中有许多人对犹太人不太感冒，但用资源换犹太工人，毕竟对土共工业生产有很大帮助，而且能多救几个犹太人的性命也算是积德行善。
这些犹太人是工人，又不是那些奸诈狡猾的商人，过几年等他们知道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这些活着的犹太人至少会对中国有好感吧。
徐远山也不是用他们多长时间，十年，仅需给中国工作十年就可以放他们离去，当然想继续留在中国也可以。
今日无更，请假。
节日里家人相聚、朋友相聚、同学聚会，接踵而至，前天和昨晚都是半夜赶稿，特别是昨夜写完已经凌晨4时，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发上去，今天中午修改时发现错误百出。今天暂缓写稿，明天稿子争取早些上传。
第二百六十一章伦敦时尚商品专营店
徐远山除两年前帮助土共挑明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关系外，再不多过问土共组织内部事宜，这是因为他相信土共这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原时空土共领导人在抗战时期内外交困情况，外受共产国际影响和蒋秃子政府“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压力；内有王明这些亲苏派的右倾和天灾造成根据地几乎的经济崩溃，也坚强挺过来了。
王明这些亲苏派右倾思想如何来的？
苏联老斯都已经与蒋秃子勾肩搭背，王明这些亲苏派自然会有“一切听从蒋秃子政府”的右倾思想。
这也是徐远山给土共红军军事情报部提供一整套电报破译设备，还让西山情报部给土共提供破译苏联政府与蒋秃子政府来往电报的情报，这些从遵义会议就夺取军队指挥权的土共本土派领导人自然知道如何巩固土共政治领导权。
而原时空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经济状况，除蒋秃子政府严密封锁外，八年抗战前面几年里，西北、中原连连遭遇大灾，土共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当时土共领导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到处化缘，就连与红军交过手的四川军阀刘湘，教员也亲自开口请求支援。
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土共高层对刘湘后人表示极大的善意？
就是陕北土共经济最困难时候，刘湘送上二十万大洋。后来这也成蒋秃子要对付刘湘的一个理由。
原时空陕北根据地经济困难到什么地步？
曾经有一张教员在给土共干部及文艺工作者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报告的经典照片，照片上作报告的教员全身上下衣服都打着补丁，特别是他所穿的裤子大腿膝盖上有两个大大的颜色不一样大补丁，真实呈现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窘境。
当时，土共领导和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全有补丁。
“穷”字始终跟随土共和抗日根据地，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后世拍摄八路军穿着光鲜亮丽而整齐的军装全是夸张的。
“雷霆战将”中的李云龙涂抹着发腊在豪宅里架着腿品茶，电视如果不被下架也会被艰苦岁月的先烈前辈们出来抽死。
所以现时空徐远山在援助土共和西北联合政府时候，除工业设备和武器弹药外，经济金融援助也从不拉下，这段时间他又在现代时空筹措采购了五千吨的白银，每次从现代时空穿越到民国时空时都会带上几百吨白银。
当汪精卫政府还在苦哈哈到处出卖国家利益讨来几百万、一千万美元用于维持他们的统治时，徐远山已经把几千吨的白银甩给土共联合政府财政部。
而且徐远山还给财政部长林伯渠留下他的口头禅“花吧，不够后面还有！”。
现代时空里，几千吨白银不过是工业材料交易的一个中单子而已。
同样的，土共领导也不过问徐远山在外面的经济运作和各种行动，这个习惯是从三年前徐远山去上海帮助红军搞金银时养成的，因为徐远山所说他搞钱的前提“不会损害中华民族和土共、中国百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