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为了从林桂生这里讨计策，杜月笙主动把话题提了出来：“大嫂，这次余先生带人去把日本一个城市给炸了，真是给国人长志气，也真是解气。”
现在上海地下社会都知道当初龙帮余先生就是如今的徐远山，但平时说到他时仍称呼“余先生”。
杜月笙虽然怕徐远山，不过也没有多大的仇，毕竟当初青帮可是给龙帮五百万银元讲和了，后来相互之间再没有发生冲突，双方还做起了药品生意。
没有冲突的原因，还就是徐远山那句话“在上海发生袭击龙帮的，青帮负责把对方解决，青帮解决不了，龙帮解决青帮头头”，理由就是上海是青帮的地盘呗。
所以这次徐远山收拾了日本人，青帮上下自然也以此为荣，他们可是一直与龙帮做生意，算得上老熟人啦。
林桂生点点头：“是啊，一个月前阿拉给雪青说过土共能办到这件事，这胜利之声什么时候说过大话？而且这事情办得很周到，先用三天时间警告平民撤出来，还给了具体行动时间，这就把国内亲日文人的嘴全堵上了。”
民国时哈日的中国文人可不少，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最多，如果不是“胜利之声”说明袭击原因，而且还连续三天的警告日本市民，这次袭击后必然会有许多文人跳出来指责西北土共“残暴”。
原时空这些文人掌握所有舆论阵地，中国百姓被日本枪杀无人发声，文人却对日本热爱有加。
比如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前，日本海军士兵在长沙枪杀反对“民四条约”的游行学生和市民十余人，还有日军在四川陪陵抢杀要检查日本船只的六名中国军人。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著名文人邹翰飞（曾任《苏报》主编）和余凤宾（中华医学会第三届会长）却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不计前嫌，援助日本灾民。
新闻界更是几乎一致呼吁，要民众尽己所能献出一份爱心，期许以爱心感动日本，永保东亚和平，媒体把舆论造起来后，政府、名流、民间也就踊跃了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这次对关东大地震赈灾超过两百万大洋，其中东北政府捐了50万，北洋政府20万，民间更多，仅从《申报》、《大公报》上刊登的鸣谢公告来看，短短12天就捐出44万大洋。
“胜利之声”从成立开始，就旗帜鲜明以反日宣传为己任，利用后世掌握的资料不停揭日本老底，徐远山早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
杜月笙问道：“阿拉最近也听到有人说西北土共势大，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坐天下，这次能够炸平一千八百公里外日本一个城市，阿拉觉得不仅仅是势大的问题，大嫂，阿拉就是想问，这上海还能不能留？”
林桂生用复杂的眼光看着杜月笙，后世也有人猜测这两人有过一腿，不过林桂生可是比杜月笙大11岁。
过一会后，林桂生叹了一口气说道：“侬有机会还是离开上海吧，也不要留国内，到香港或者出洋，这天下既然是土共来坐，侬不担心土共今后会清算吗？”
青帮特别杜月笙是参加过蒋秃子当年在上海发动的“4.12清党事变”，手上可是沾有土共成员鲜血。
杜月笙点点头，不再说话，过一会起身告辞离去。
徐远山还真没有想到，他用穿越手段炸平了日本一个城市，在国内各阶层会有如此强烈反响。……这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这实力也确实太硬了。
苏联因为在日本有一个王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对这次轰炸的具体结果更了解。
佐尔格不仅是德国一个报社的记者，还是帮助德国驻日使馆武官奥特收集日本情报，真正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人员。
他的双重身份（记者和使馆贵宾）容易得到高崎市被轰炸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了解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土共及联合政府的态度。
这份情报让苏联的斯大林更加重视与土共关系，从综合分析结果来看，土共解放军短期内能战胜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一来苏联远东的安全将会得到保障。
斯大林很希望付出一点点小代价来得到这样的安全保证，而且莫洛托夫上次去西安谈判，曾带回土共红军崛起的另一个秘密：土共红军农场里的农作物非常高产。
这几年苏联因为在工业发展上实行倾斜政策，粮食生产一直很勉强，斯大林决定让莫洛托夫再去一趟西安，为粮食种子问题进行谈判，就是用苏联的武器弹药换中国高产的粮种，这样一来苏联既帮助土共解放军打败日军使得苏联安全，还帮了苏联粮食生产的大忙。
8月28日，莫洛托夫带着新使命乘飞机抵达西安。
为了表示诚意，莫洛托夫把苏联新的决定告诉教员、伍豪：“斯大林认为土共解放军能够保证包头的安全，所以包头钢铁厂和坦克厂可以正常建设，而且设备运到中国也是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联合政府现在应该考虑基础设施建设。”
等双方谈妥钢铁厂和坦克厂建设事宜，莫洛托夫直接说到粮种换武器问题，教员还真想不到苏联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次就专门来要粮种。
徐远山很重视民国时空中国粮食生产，1935年和中央红军接上头后，就提出粮食生产最关键是粮种，然后还说出了以粮谋天下的计策。
为了让粮种成为红军的重要武器，徐远山曾规定过对外交换粮种比例，由1：10至1：30的比例，也就是一斤某类麦种换10斤麦子，而一斤某类稻谷粮种换至少40斤普通稻谷。
这个比例还算比较合理，后世小麦种子一斤五元至20元，普通小麦一斤1.7元；稻谷种子一斤50元以上，普通稻谷一斤1.7元。
不过种子一般只能种三年，后面再用产量就会下降了，所以必须需要再采购粮种。
徐远山从后世带过来的更多是各种农作物的原种，然后让红军农场进行育种。
当徐远山得知苏联想用武器弹药换高产农作物种子时，他没有什么意见，而且他知道苏联主要农作物是小麦与土豆。
那种换呗，不过还得提一个条件，就是让苏联帮助培训解放军坦克兵的事情。
具体交换数量，可以根据徐远山给出的交换比例，不过必须说明这些种子只能保持三轮种植，后面再用会有相当大的减产。
通过双方五日谈判，最终达成五千吨农作物种子换取5千吨武器弹药，另附加苏联帮助土共解放军培养五千名坦克兵。
双方还约定，后面根据双方的需要再继续交换。
说实在，这笔生意双方都不亏，要知道这些粮种能够给苏联比原来种子增加成倍数的粮食产量，五千吨粮种增加的产量高达几十万吨粮食甚至上百万吨；而土共这边，生产这五千吨粮种不过是两个红军农场种植徐远山带来原种生产出来的产量。
有了徐远山提供的后世技术和资源，土共的各项工作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战争与建设的硬件已经不是土共关键问题。
最关键问题就是管理干部的培养和大批基础工人的培养。
为什么土共中央与徐远山考虑两年后才达成解放全中国，原因就是给培养干部和工人留出时间。
干部培养一直是这两年来土共中央的工作重点，工人培养是联合政府重点工作，徐远山给前者提供了不少后世总结出来的方针政策、方法及注意事项资料；而后者工人培养的工作，徐远山同样提供技术资料和培训设备。
但工人培养赶不上形势发展，因为基础工人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就算在后世的工厂一直有师傅与学徒工之分，而且还因工种不一样这个培养时间也不一样。
上次与苏联谈判时，为什么提出要五万名劳改犯工人，就是工厂马上能投入生产，当然要更多的劳改犯就该轮到斯大林起疑心了：土共是不是有可能培养反斯大林分子？
更多的基础工人，最早时候徐远山就考虑到德国的犹太人工人，这可没有数量限制。
第二百五十九章土共的“医食”大业
与苏联“粮种换武器”谈判成功，对土共中央来说是不啻于徐远山炸平日本一个城市的又一个好消息。
解放军的飞机能炸平日本高峙市，给中国老百姓对抗战取得胜利带来很大的信心，土共坐天下更得人心；同时也是对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投降派分子一种巨大震慑。
而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有微妙变化，虽然表面上强硬如旧，但从破译日本大本营给在中国的日军部队所发电报，是严厉禁止公开枪杀中国老百姓。
毕竟，这次徐远山轰炸日本城市，先是拍下日军第15联队士兵残害中国百姓的证据，两台无人机几个小时不间断拍摄，甚至把战斗中几名日军士兵推着老百姓当挡箭牌的过程也记录了下来，然后转成截图照片后，送给各大报社刊登；公开报复轰炸声明后，又连续三天警告日本市民并明示轰炸具体时间，让了解这一过程的所有中外人士均无话可说，从而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但只有土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知道这样的作战方式是不可复制。
其他领导级别不够的，根本就不知道具体作战计划。电台播出消息“徐远山率中国空军部队轰炸日本”时候，就连空军司令员陈赓都误认为中央还有另外一支空军战略轰炸部队。
自从徐远山出现后，土共特别强调保密制度，陈赓在担任空军司令员之前以他的级别都不知道空军成立和01基地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徐远山的这种作战能力成了土共的战略级别武器，用后世的话来说徐远山就是土共的核武。
但战略级别武器往往是惠而不实。
因此，土共中央政治局这几位领导，更看重这次“粮种换武器”的谈判结果，并为此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
开会时候，教员先是第一个发言：“徐先生三年前提出了我们土共要急迫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生产，他认为粮食生产最关键是粮种环节，所以那时既使快到冬天，红军仍花了很大精力盖土坯房育土豆种；另一个是给老百姓免费治病的问题。当时他认为这两项工作是中国国内的民生问题，也是我们土共争取人民支持的民心工作，三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土共重视这两项工作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红军给老百姓治病，这是救命；而搞好粮食生产，这是为了生存。
消除饥饿、远离病痛就是到后世也是民生最基本要求。
袁隆平为何得到所有人尊敬并成为“无双国士”，就是因为他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没有粮食的高产以中国现有的土地根本就养不活13亿多的人口。
徐远山当时提出粮食生产的首要问题时，就想到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然后才归纳民国粮食生产先要解决种子问题，又根据西北的具体地理和环境情况让后世高产土豆出场。
王稼祥随后发言：“1935年底时，我们中央领导也全下到红军农场，整个中央红军想方设法扛过最缺粮半年时间，其中为了解决红军缺粮，在徐先生建议下，放开收购牛羊，用肉食来弥补粮食不足，等到第二年的8月，甘肃土豆获得大丰收，一举解决红军粮食补给，而且从此后红军无论是训练还是作战，随身带另一样重要武器就是土豆种子，打到哪里就种到哪里，更为西北联合政府两年里稳定发展和强力崛起打下基础。”
伍豪说道：“这次五千吨粮种换取五千吨武器弹药，对我触动很大，以往因为国外洋人的压价，无论矿产、丝绸、桐油、猪鬃，因为代办为利益驱动只给很低的价格。国民党政府前一阵子从美国政府贷款2500万美元，就需要中国用十一万吨桐油来偿还，这得需要多少老百姓出力啊。”
缺钱只能出卖自己没有能力加工或消化的原材料，深加工才能挣钱后世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退一步来说不缺钱情况下，原材料是可以待价而沽，这如同原时空七、八十年代与2010年后稀土矿产一样的境遇。
教员也对这个问题提了看法：“我与徐先生交流过，我问他外他国洋人是如何剥削和殖民中国人民？他说有两个情况一个本质，一种情况是中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情况不能生产的产品，而且外国洋人总希望我们国家什么都不能生产，并通过国内代理人鼓吹造不如买的言论。比如织布，外国洋人就用更低廉价来击垮中国企业，变成中国再无法生产而实行了商品垄断，这不仅是商品销售，同样是原材料的收购垄断；一个本质就是定价权。通过销售和收购定购实行对中国人民的盘剥。徐先生几次帮助我们土共谈判，还说他与外国人就销售药品及配方谈判，真如他说的商场如战场，谈好了就是大收获，这比缴获敌人战利品的收益更大，我建议土共负责后勤的人员今后也学习这些经济内容。”
朱总司令说道：“我是反对民国素来的造武器不如买武器的说法，但造也是需要时间的，解放军这半年来的强大表现除了红军两年整军出结果外，还靠小徐换回来重炮、车辆及枪支弹药，现在又从苏联换回来如此多的武器弹药，更让我们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更多优势，这很好啊，希望今后还有用粮种换武器的机会。”
伍豪说道：“红军粮种现在已经成了政府财政的一个收入来源，同时也是赢得民心的手段，是一个响当当招牌，前一阵子在四川发生不法商人假冒红军粮种事件，徐先生知道后建议用雷霆手段打击，不仅惩罚假冒商人倾家荡产，还在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和胜利之声广而告之，这种假冒行为不仅损害土共声誉，还造成农民的巨大损失，绝对不能手软。”
教员说道：“我建议把粮种生产、管理、销售、置换的工作等同于粮食生产、控制区土改的工作一样重要，下面我们就这方面的三年计划进行具体讨论。”
接下来在座政治局常委就粮种、粮食生产、土改及今后人员安排和工作部署进行了讨论。
等粮种和土改事项讨论结束后，教员说道：“除了粮食，就是百姓患病治疗的问题，这个也涉及比较广，我们先议议，得条件成熟后即解放全中国后我们还需要制定出具体计划和政策。”
朱老总也说道：“在苏区时候，主席提出红军医院要给百姓免费看病，但因为当时缺医少药，效果不是显著，自从小徐带来各种药品，解放军每到一处都给百姓免费治病，赢得了亲人解放军这一个爱称，但这只能是战争年代采用的办法，而且部队流动性很大，这也是将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伍豪介绍联合政府在医药生产方面的进展：“在徐先生帮助下，联合政府已经投产了三个药品分装厂和五个常用药生产厂，招收超过五千名青年妇女入工作，按徐先生的意思，后面还会陆续建设药品生产厂，直到能满足中国百姓治疗需要为止，目前主要还是靠徐先生把药品带过来，当然按照徐先生的意思多数药品生产厂必须对生产技术实行严格保密，这与主席前面提到的定价权有关，我们可以按低廉价格把药品提供给百姓，但对外的定价必须是我们说了算，这药品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有了定价权，徐先生说过了，如遇上大的国家级战争，就那三个金磺胺（青霉素）分装厂收益，一年都能挣回几亿美元。嘿嘿，前一阵子国民党政府贷款2500万美元，就需要十一万吨桐油来还款，这桐油采集、压榨及运输需要多少人手？而那三个分装厂不过就是三千名青年妇女，当然主要是徐先生提供了药品。但从这也能够说明，这一来国民党还怎么和我们土共争天下？”
这个民国时空，由于有徐远山暗地里提供了大量资金，加上土共组织的廉洁，所有资金都是实打实用到了需要的地方。
西北土共能够迅速崛起有许多秘密，但不缺钱也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王稼祥说道：“徐先生很关心从长远方面建立给老百姓治病的体系，他所说的医疗保险，就是老百姓每年交少量钱粮，然后政府给百姓提供一种医疗保障，徐先生给出了一整套的方案，我觉得是不是抽几个地方来进行试点？”
教员表示了同意：“是应该试点，不过土共控制区里对百姓销售的药品价格本来就比较低，所以试点征收百姓的医疗保险钱或粮食，标价每户或每人应收多少，政府帮助承担九成，对农民象征性征收一成即可，但这过程中要对农民进行充足宣传，让他们知道交保险的钱粮是用来建设医院和养医生的，我觉得先从已经进行过土改里挑出一、两个县进行试点，只有让附近的县百姓知道这法子好，自然就会有要求，随后试点地区可逐步扩大。”
伍豪说道：“那么接下来我通知联合政府进行布置相应工作，安排人员和资金，参考徐先生提供的方案，在甘肃和陕北各选一个县进行试点，按照方案，试点地方实施时有两个政策不能偏离，一是宣传；二是自愿原则。”
朱总司令急忙补充说道：“因为军人的直系亲属一直就享受免费治病，实行试点地方不能忘了，这保险费由政府承担。”
伍豪嘿嘿一笑：“这肯定不会忘记的，现在全社会拥军已经是土共控制区的大势，你知道有人说过吗？再穷不能穷军人家属，军人的亲人也是我们土共和百姓的亲人。”
听伍豪说到拥军，朱总司令也笑了起来：“我当然知道，小徐说的，他还说他们那里全社会把保家卫国的军人地位抬到最高，全社会把军人称为最可爱的人，就是感谢军人为国家和人民的付出。”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俗话，何况士兵的生活又最艰苦，所以，一般的人大多不愿当兵、豪门富户的子弟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枪林弹雨中冒险，因此有钱人都是想方设法逃避兵役。
因此，三年前土共从物资和精神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差不多与军队整军、土共组织内部整风同时开展。
“当解放军光荣”除参军的青年戴大红花、骑高大雄武俊马离村外，平时军人之家的生活、生产都会得到政府出面组织帮助，并营造全社会敬重军人和军人家属的氛围。
而现在国民党部队，军队士兵来源还是主要靠抓壮丁方式。
在华东的先锋军因为比西北红军更早与日军作战，在队伍中率先进行“失踪的军人，在没有叛逃证据时，等同牺牲”的政策，当然如果后来查实是叛逃的，除了从亲属中追回抚恤金外，还会宣布该士兵叛逃罪行。
因此，这也让军队里个别有动摇思想的士兵判逃时三思，多想想个人的贪生怕死给家人带来巨大耻辱，这值不值得？
实际上，徐远山在后世知道军人失踪不能被认定牺牲会给家属带来多少痛苦，抗美援朝过后曾有一些志愿军失踪战士家属赴朝鲜寻找儿子或兄弟踪迹，就是想证实这些战士是英勇作战而牺牲的，他们不相信这些失踪的亲人是叛逃。
那是一场惨烈的立国之战，整排、整连阵亡情况很多，失去踪影真是难免，所以失踪的战士绝大多数真是英勇作战而牺牲的。
徐远山虽然不参与土共组织和军队决策和管理，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要改变“军人流血失踪，亲人委屈流泪”的这种状况。
后来因为先锋军实施这类政策后，对士兵士气提高很大，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共军及后来的解放军也采用了这项政策。
改变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做起。
徐远山不喜组织内部的各种斗争，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效博弈，但他也有手法不需要进行内部斗争而达到目的。
比如，虽然土共组织都知道先锋军将来会归入解放军，但没有归入前徐远山是有权实施各种政策。……因为这支部队本身就是他创建的，虽然部队的主要干部成员都是来自红军。
现在土共有了条件，给每位战士直系家属免费看病，参军的战士知道，而地方上普通青年，他们更清楚，他们纷纷热情参加当地预备役的训练活动，期待在新的一轮征兵中能选上。
这也是渭南医院发生为什么听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后，治愈伤兵包围医院管理处强烈要求参加解放军的原因，“我是一个兵”这首歌不过是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
会议最后，教员说道：“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关于筹备召开七大的事宜。”
原时空土共“七大”，全称土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土共革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教员用他那浓重而深邃的湖南声音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在“七大”上引起强烈共鸣。三大优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实际上，按没有公开的说法，“七大”最关键的就是完成土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党转变，明确土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也不会在后来苏联要求“划江而治”的情况下，土共能够发起“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
这一切，就是四年前的“七大”就奠定基础了。
“七大”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更上一层楼。
“七大”召开时的十年前，即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土共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根本性良好的开端。
但土共中国本土派的政治局主要领导成员，在遵义会议上，特别是教员也仅是掌握到中央红军的军事权，而“七大”却是让这些本土派领导人赢得党组织领导权，最后解决了土共政治问题。
现时空土共虽然在军政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这“七大”是一道绕不过去门槛。
为了筹备“七大”召开，土共中央已经讨论有半个月，明天还需要最后一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