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政治巅峰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他有些不甘心，也曾想方设法去抓住最后的机会，但历史终究没有再眷顾这位曾经的时代宠儿，无情地弃他而去。既失意于政治，又回过头来转身投入到纯学术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几乎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式的政治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有的甚至在学术上取得了远远超过其政治作为的辉煌成就，或许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但是，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的单纯学者，而是一个周身流淌着革命血液的政治人物，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始终会紧密结合在一起。
避难武昌时，陈独秀就开始构思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但限于条件并未着手实施。来到上海隐居后，他就开始整天埋头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等方面的问题，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通缉，陈独秀的住处和行踪十分保密，除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像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陈乔年、汪孟邹、汪原放等一些人外，知道他住处的人不是很多，因此来看他的人可说是寥寥无几。当时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起中国文字拼音化这个问题。遇见来访者是湖南人，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南话是怎么遇见是湖北人，他又问湖北话该怎样读；遇见广东人，他又问广东话是怎样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陈独秀的做法，当时就招来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认为他是在故意回避政治现实，造成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假象；
有人认为他是从此要退隐山林，一心一意到纯学问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陈独秀仍然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是他多年以来一贯的风格。如果一听到别人议论什么就立刻改弦更张，那就不是他陈独秀了。
１９２９年３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研究，陈独秀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全文共分自序及说明、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州话五个部分。为了使《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陈独秀分别请天津出生的邓颖超校核北京话，湖北出生的项英校核汉口话，浙江出生的茅盾（沈雁冰）及陆缀文校核上海话，广东出生的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在《自序》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起源。他认为，用常用的衍音象形字，不能够使大多数中国人识字写字，重新造新字又很难，而且长期以来书面文字仅仅是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所以，一旦到了要使用的文字，代表现在言，叙述现在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中国的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来，有很大的缺陷。他还指出，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开展所谓的平民识字运动，而那些平民千字课丝毫没有注意到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９０％的日常所需的文字都没有，教育平民识字而不会写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认为必须要推行中国的拼音文字，使更多的人不仅能说，而且会写。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制定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字是一种象形的方块字，长期以来只有读音而无拼音。辛亥革命后，一些文字学家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而并未推广应用。陈独秀深知其弊，想推动中国文字朝拼音化方向发展。他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好，注音字母不能通行的重要原因就是自身缺点太多，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那些人都没有要把汉字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却偏偏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以至于弄得不伦不类，自然也就难以推广起来了。
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甚至嘲笑那些说他想做仓颉（传说中的汉字发明者）第二的人，指出：“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他也意识到，自己写这本书是十分冒险的，他只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来加以讨论、纠正，并通过实际的行动，使中国尽快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分析了当时的国语不流行，而普遍采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中国还未曾达到国语成立的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他不能够叫做国语。”他指出，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作为标准，在真正国语未确定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为标准语来过渡。因此，他主张采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并认为上述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种地方语能够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语言，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陈独秀提出以地方语作为标准语的基础，对于解放后我国的汉语拼音化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在《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中，陈独秀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一共个，所采用的字母形体，在他看来大致是比较完备的国际音标。但是，他也根据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能全部实用的实际情况，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９个结合声母及３个单声母。
书稿完成后，陈独秀将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商务印书馆害怕由此惹祸，因而不敢出版。但陈独秀毕竟是“五四”时期的文坛领袖，非一般无名小卒可比，于是胡适、赵元任、王云五等社会名流共捐赠稿费１０００元，使陈独秀暂时得以维持了一段清苦的生活。
第二章创造一个新党
１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五四”时期以来意气风发、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力巅峰，沦落到几乎四处躲藏、销声匿迹的地步。政治上的失意，让陈独秀有些消极，同时也让党内一部分人对他的际遇产生了同情。这些人以后慢慢地由同情、支持，发展到没有陈独秀亲自参加的小派别----“陈独秀派”，并在中共党内开展不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取消派，完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时，参加这个派别活动的人，主要有彭述之及其妻子陈碧兰、郑超麟、尹宽、何资深、蔡振德、马玉夫、刘伯庄、任曙、陆沉等，他们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到中共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彭述之在五大时，就因坚定支持陈独秀而受到过批评，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职务，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郑超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编辑，以及中央出版部部长；
尹宽先后担任山东区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担任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并继毛泽东之后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蔡振德担任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先后任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
刘伯庄先后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和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曙（任旭）担任过中央长江局委员和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先后担任了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委书记。
这些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是他们认为“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感到不满，为陈独秀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六大以前，由于上述人员还各自担任着各级党的领导职务，而且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因此他们的活动尚未公开化，显得比较隐蔽，以至于没有引起党内的重视。除此之外，当时陈独秀对党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因而他本人并不支持这种分裂共产党的活动，毕竟共产党是他和李大钊等人亲手缔造起来的，他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据当事人郑超麟回忆，他们曾经极力争取说服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独秀一口回绝，坚决表示不参加反对党的任何活动，而且反对搞宗派主义。此时，陈独秀仍然希望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渐渐接受他的意见。他甚至相信虽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共产国际会觉悟起来而且会接受他的主张。
他非常自信自己给中共中央的意见十分正确，不带有任何偏见，完全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个人品质和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应该说他是合格的。他一直认为，从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候起，他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都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干部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他的工作作风是正大光明的。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党内受到批判，就马上站到反对派的阵营去，还是有比较强的组织原则。
中共六大结束以后，瞿秋白因大革命后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而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与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秘书长李立三等人则回到了国内。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宣传部长蔡和森。
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久，蔡和森就因六大以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加之不少中央委员相继牺牲、叛变、消极，毛泽东等人又在井冈山领导工农红军，因此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立刻由候补中央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并接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他们趁此机会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了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宗派主义活动。
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汪泽楷，从莫斯科一回来后，立即就去看望陈独秀，并向陈汇报了六大的情况。半年前，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乔年做媒，汪泽楷与杜琳结婚。汪泽楷在六大期间，看到自己媒人的父亲及前中央总书记受到大会的批评，心里感到很不满，再加上对中央的政策早有意见，因此，见到陈独秀后，汪泽楷立即鼓动陈独秀在党内另立山头，与他们一起反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听完后大吃一惊，断然拒绝，并表示不会参与，如果要参加就会另外创造一个新党，而不是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见话不投机，汪泽楷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创造新党的想法，最早是由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建议的。
张国焘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受李大钊的赏识，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和各种组织活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从中共一大到六大，张国焘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反对武装暴动，遭到周恩来等的抵制和批判。
南昌起义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张国焘逃亡香港，两个月以后又跑回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整饬纪律，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张国焘一向自视甚高，个人权力欲望很强，受到中央的严肃处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在探知陈独秀隐居的住址后，从年２--４月期间，张国焘经常到曾经的老师和不久前才被解除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大发感慨和牢骚，期望得到他认为是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陈独秀的同情和支持，为有朝一日能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一天，张国焘又到陈独秀家里来坐，陈独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张国焘对时局发表了一番看法，并对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政策提出批评，然后就直奔主题，建议由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工农党。陈独秀不知张国焘极究竟是何用意，于是问张国焘工农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呢？张国焘 尽巧舌如簧之能事，绘声绘色地说，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共产党员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坚持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听到张国焘讲得如此动听，陈独秀有点动心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到如今初具规模，其间经过多少波折才发展到今天，另立山头绝非易事，岂是说做就能做到的。于是，他指出，共产国际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弄不好还会给予严厉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重视东方问题，只顾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给予有力的支持。
张国焘还不甘心，坚持认为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而非外来的力量。陈独秀继续泼冷水，就目前的内部状况来说，即便有多数人同意这个计划，筹集经费也是很困难的。
想想现在这个样子，革命正处于低潮，经费来源比起共产党建立时还要差得多。就拿他陈独秀本人来说，作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通缉要犯，连公开求职谋生的自由都没有了，整日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大规模地筹集经费谈何容易。见张国焘情绪低落，陈独秀只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待今后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随后不久，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会上，张国焘被视为大革命时期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评，由于他作了检讨，因此重新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留在莫斯科。张国焘组织工农党的计划胎死腹中，不了了之。想不到现在汪泽楷又旧话重提，陈独秀只好以此来打发汪泽楷了。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在党内另立新党，一方面是他预料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等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然六大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批评了大革命结束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采取的左倾盲动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陈独秀的预期目的；
另一方面，陈独秀一向自认为光明磊落乃正人君子之道，他虽然对中央有不同意见，但犯不着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活动，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毁了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
而汪泽楷、郑超麟等人则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为自己捞取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一旦个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便毫无组织原则，大闹特闹。郑超麟事后也承认，他们当时反对中央并不是什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而只有人事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因此，此时的陈独秀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与汪泽楷、郑超麟、彭述之等人搅合在一起，以至于李维汉对当时的陈独秀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共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但是，后来的陈独秀终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渐渐地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２
１９２９年春，上海，淅淅沥沥的春雨伴着一阵阵北风下个不停，太阳偶尔露出云端，送来些许温暖的阳光，但转眼间又被绵绵细雨所打断，紧跟着又是雨雾濛濛的天气。陈独秀似乎早已经习惯了江南天气多变的春天，他整天专心致志地埋头编写他用心血浇铸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就要完成了，他得抓紧时间尽快修订，以便交付出版。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然后推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清新的空气，感受春天到来的气息。近两年平静的书斋生活已经让陈独秀感觉到有些压抑，甚至是窒息，以往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革命生涯，似乎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刚到知天命之年难道就真的老了吗？陈独秀不甘心，虽然党内同志背后都称他为老头子，但他并未感觉自己老，他还有使不完的劲，他太需要火热的革命激情，来刺激他快要麻木的神经。
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陈独秀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一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急急忙忙来到位于上海北四３０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陈独秀的寓所，敲了敲门，高君曼开门将其引进屋里。来人见到陈独秀后，连忙叫了声“舅舅”，陈独秀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见外甥来了，陈独秀感到分外高兴。自延年、乔年、玉莹（筱秀）相继死后，陈独秀倍感家破人亡的凄凉。今天外甥特地来看望自己，心里有种别样的亲切和温馨。
陈独秀连忙叫吴季严坐下，沏了一杯茶递给吴季严。问过一些家常后，他问吴季严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他的。吴季严告诉陈独秀，自己前两年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舅舅住在此处。
一听到吴季严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赶紧要他介绍苏联的情况。虽然他不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并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但他很想了解苏联目前的状况。
吴季严见陈独秀想听苏联的情况，于是立刻将自己在苏留学期间的所听所闻绘声绘色地讲给舅舅听。他说，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现在也闹分裂。１９２６年７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今年２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他接着说道，由于牵涉到苏共中央的内部争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被开除党籍和驱逐回国，吴季严本人也在其中。吴季严越讲越起劲，渐渐地有些眉飞色舞了。他继续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什么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斯大林根本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更适合。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才华出众，盖世无双，在苏联国内深得人心。吴季严如此天花乱坠的一番描述，陈独秀听得很入迷，他绝对没有想到苏共中央也是矛盾重重，怪不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示常常是朝令夕改，让他和中共中央无所适从。临走时，吴季严将从苏联带回国的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吹捧托洛茨基的文章，留给陈独秀看。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陈独秀的思想观点，而且改变了陈独秀的未来人生道路。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及其思想观点。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起初同情俄国资产阶级民粹派，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１８７９年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团体--南俄工人协会的工作。随后，创办报纸《我们的话》，宣传革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与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同盟，即联合反对派集团，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１９２７年５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年１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后又被“开除国籍”，１９２９年２月被驱逐往土耳其，１９３７年流亡到墨西哥，次年创建第四国际。１９４０年在墨西哥被暗杀身亡。
托洛茨基是俄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基本理论，就是他撰写的《不断革命论》所宣扬的“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有三点：一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消灭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贫农及一切私有者；三是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即国际革命论，主张以苏联作为基地，发动革命，使无产阶级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上述这些问题，原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列宁去世后，演变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激烈争论。其中，中国革命是这场苏联党内争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托洛茨基相继写了一批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著名的有《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
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的联共（布）之间的争论问题，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我们也无意再去作何评论。不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