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６卷第６期
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对抗战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傅斯年家住时，他曾与傅谈论目前形势。傅斯年当时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很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多点自信有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地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这么乐观。”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②还说：“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２年，甚至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都可以。”③陈独秀的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独秀认为：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④
①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②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③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１９页。
④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个双十节》、《宇宙风》第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①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九二八”时期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 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两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之抗日战争。”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中昭明告示全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⑤所有这些，与他在“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政府的话相比，简直是１８０度的大转变。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１９２９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首先接受托洛茨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
①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②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③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④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⑤陈独秀，《反对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为此，他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长达１２０００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的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了两篇文章，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同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指责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反动的观点”，谁如果相信这种观点，“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另一篇是该年７月１日在托派内部刊物火花》上发表的《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文章①，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谈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
①《火花》，第卷第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情。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后者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糊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们战友竟也在做相反的‘美梦’，……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托派出版的几份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共产党的“新政策”，又胡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接着在信中自吹：“我们这个团体，自１９３０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斗争。……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在鲜明地表示了他们托派的政治主张后，陈其昌在信中就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①
鲁迅阅此信后，对托派的自夸感到恶心，对托派给予自己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在报上公开登了出来，信中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他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他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②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深怪陈其昌不应该对鲁迅产生幻想，并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攻击鲁迅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回报，绝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③
①《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②《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９９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０６页。
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以后，陈独秀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人，“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说明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③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摒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他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的斗争方法。”④应该说，与其他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相比，他的表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①《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２９页。
②叶剑英等三人给《新华日报》的信。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２
陈独秀出狱后，在他的多次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中，虽然一再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但对于其他问题，仍然坚持着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原则。当时，蒋介石曾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出狱时，蒋派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去狱中接陈独秀。丁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丁默邨接陈独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１０号）去住。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丁默邨不好勉强，只得让陈独秀住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家去了。
接着，蒋又命他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议会，给你们１０万元和５个名额。”并表示可以请陈出任劳动部长。陈独秀听完后笑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有什么意思。”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很硬，就不好再往下说了。
蒋介石见自己的亲信不行，又要一直很关心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出马。胡适见陈独秀两鬓添了不少白发，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与以前判若两人。胡适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干什么事呢？”胡适满面笑容地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议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陈独秀摇了摇头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陈见胡适默不做声，便换个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