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兴趣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①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望陈独秀，说《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遵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遵函希望我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②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花了２０天的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１００００多字。第一章题为“没有文章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 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在这里，无论与休谟或富兰克林比，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比，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①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自８月中旬寄上海《宇宙风》杂志后，陈独秀随即出狱，旋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他续写自传的信中“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曾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续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然汪孟邹几次催促，但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可以流传下去。”他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后，再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但《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魂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感到惋惜。
５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使监狱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８月１５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屋顶炸塌，玻璃碎片哗哗往地上掉。陈独秀慌忙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事后见人还“读笑自若”。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陈钟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遂决定去找胡适帮忙，先把陈独秀从狱中保释出来。陈独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吗？”陈钟凡告诉他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正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要蒋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本连日轰炸南京，这是个机会，有可能答应保释你出狱。”时任国防参议员的胡适也参加了庐山会谈，陈钟凡找到胡适后，即兴冲冲地跑来狱中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就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陈钟凡劝陈独秀“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可见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局势已对国民党政府十万火急，非常紧迫，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内外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自己能体面下台的台阶。８月１９日，胡适等笑逐颜开地跑来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找了兆铭（汪精卫），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给他的回信。信上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急已为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①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卅日终审判决，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林森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③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①《汪精卫致胡适》，《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指令，指字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并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３８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８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３年，以示宽大，此令。”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在狱中呆了２０８４天（５年差５３天）后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据濮德治后来回忆：“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他的出狱。我和罗世凡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但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凡都气坏了。”①其实，对“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他之所以不愿利用新闻记者采访的机会声明辟谣，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首先在其学生——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傅斯年见这里不安全，避难其他地方去了。当时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他家住，陈独秀没有答应。后来陈钟凡坚持要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钟凡家房子宽敞，便于月底移住陈钟凡家。陈独秀出狱后，８月２５日，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文采飞扬，荡气回肠，极具感染力。在此，不妨照录全文，以飨读者。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并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国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闻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之名，将其释放出狱，指责为“罗织冤狱”的“污蔑手段”，是不值得一驳的欺世谎言。
陈独秀之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②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①《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的信》，《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２辑。
②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１辑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察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
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淡漠，认为《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９月９日南京邮戳发出，到上海正是抗战最激烈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披露陈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否则，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从８月底至９月中，陈独秀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赆仪的，陈独秀一概不受，惟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略受少许。当时日军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派飞机轰炸南京，南京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码头早已水泄不通，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于是陈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①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第七章在武汉的岁月
１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１０年前，陈独秀与黄文容等４人一起，挤在一艘外国轮船的一间客舱里，从武汉顺长江东下，隐居上海达５年之久。１０年后，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从南京溯江而上，避难武汉。相同的都是避难，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而后者是为了免遭日军的炮火袭击，且东西方向恰好相反。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就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警察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１９３１年，正是他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２０余名共产党人被杀。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就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而且还不厌其烦地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陈独秀到汉口后，住了两晚旅舍。这时，武昌有位姓兰的人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去武昌他家去住。陈独秀找到暂栖之地后，立即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字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这处住所，是原来一个桂系军官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也还安静。避难中的陈独秀夫妇，能住上这等房子，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因而一时安顿了下来。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勾结，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发出要“征服世界”的狂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波兰、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运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制定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国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派之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国民党内英美派的推动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抗战提纲”，其中一条是“暂时对国民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抗战后开始的。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未刊稿。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他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大礼堂的门后窗前都挤满了人。他为《武汉日报》、《扫荡报》、《政论》、《抗战》等报刊写稿，还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的抗战意见》的小册子。他在这些讲演和文章中，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 ，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面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的继续”。④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⑤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６）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空前热烈，国民党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侵略军企图“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大受鼓舞，十分兴奋地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７）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五），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４月版。
②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３集，战时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③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④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⑤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１９３８年３月版，第５页。
（６）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