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未刊。
②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６月，地点在北京。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再度由日本返回祖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界等尊孔复古逆流十分猖獗，乌烟瘴气，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昏暗的时局，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１起改名为《新青年》——引者注）。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网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１９１７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１９１８年１２月，陈独秀又同李大钊等创办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即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结了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思想界名将，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和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个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将领等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好后，第二天，陈独秀就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喝茶的人群中去散发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①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又约了邓初（邓仲纯——引者注）和高一涵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到新世界后“见戏声援场、书场、台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他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由于陈独秀一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所以当晚１０时许，当陈独秀正在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立即被警察逮捕。当夜，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独秀住宅，抄去书籍、信札等。陈独秀被捕后，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
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讵可复兴文网，重激众怒。”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陈独秀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
①９月１６日，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警察厅同意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北大同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明复启”，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陈独秀的影响更大，社会声望更高了。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更加不安，立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等他回来时再加逮捕。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立刻商量对策，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同乡好友、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风声。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独秀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①《宣言》原件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４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③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第三次被捕是在中共成立仅３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地点在上海。
还在李大钊陪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两人即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陈独秀到上海后，继续主持《新青年》的出版，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为建党进行各种准备。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经李大钊介绍，来沪与陈晤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于２月至８月，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被推为书记。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经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各地先进分子联系，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１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了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指导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１３人。陈独秀因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会议最后仍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的职务，于９月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当时中央局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开会便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２号。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组织壮大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杂志。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门外来了两部汽车，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声称是租界巡捕房的，执行公务。
接着，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合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押上了汽车，同时将屋内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也搬上了另一部汽车。便衣继续守在陈宅，待捕来访者。陈独秀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随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房布置在陈宅附近的便衣抓了进来。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
“王仲甫”就是陈独秀，高兴地打了个响梆子。褚、邵两人在问清身份后，随即释放，陈独秀等５人被关入牢房。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任，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余４人仍回监。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闹得满城风雨。
苏俄政府驻华代表马林花了不少钱，请了法国律师马和承办这个案子，并通过马和与法国审判官交涉，法庭同意审讯之前，只要交足保金可以将陈独秀等人保出候审，但得随传随到。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打了个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１０月１９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通过马和律师的辩护，最后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行放出，天后需到公堂听会审结果。２６日，陈独秀到公堂接受审判，法庭当堂宣布：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①陈出狱后，继续在上海工作。
第四次是中共二大刚开后的１９２２年８月，地点也在上海。
从１９２１年７月召开一大到１９２２年７月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已经日益开展起来。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经常与负责组织、宣传、工运的同志及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工作，并不断在《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他的许多工作虽是秘密进行，但也难以完全避免暴露。特别是党的工作日益活跃，他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使法国租界和上海反动当局日益感到威胁，便时时伺机对他再次实行逮捕，以绞杀方兴未艾的革命力量。于是便在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２号寓所，又被法国巡捕逮捕。他们还将查抄的书籍一并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后来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
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①。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８月１５日，北京《晨报》发表了自治同盟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团体的联合宣言。
①《“一大”前后》（二）。
②《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
宣言强烈谴责法国租界当局的横暴，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种种罪行，热烈称颂陈独秀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是劳苦大众追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宣言还号召各地群众起来，举行示威运动，营救陈独秀。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国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１８日，上海法国领事当局开庭判决：陈独秀被罚款４００元，交保释放；所抄书籍，一律销毁。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现今说的这次被捕是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捕，时间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地点仍在上海。过去的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了近５年的监狱。
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监狱中的原托派“中委”濮德治、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便把他俩吸收进来，重建了比较健全的５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秘书谢少珊。濮德治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
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随即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领袖，包括中国托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３万元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让费克勤见着了。
事后，濮德治批评妻子粗心大意。陈独秀要濮德治立即搬家，次日濮德治就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２２２号去了。但这更引起了费克勤的疑心，情报很快就由她和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治去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２１０号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由费克勤盯梢，国民党特务黄麻子等人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当场逮捕的有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４人。陈独秀因胃病不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本可幸免。后因惟一知道他家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当晚７点在上海法租界岳州路永兴里号的寓所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这次被一网打尽。抓住陈独秀后，费克勤与国民党特务获得３万元奖金。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中，是这样说的：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即１７日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②１９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
“……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或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③
①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的情形》（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
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③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字第１２７７号，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不仅如此，谢少珊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的地点，逮捕了何资深、王平一、彭道之、梁有光、王晓春等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完全是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是因为仍把陈独秀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中共内部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国民党政府一直把陈独秀当作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为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以此大吹大擂，进行宣传。
２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法租界嘉兴路巡捕房。看到彭述之、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谢少珊等５人早关在里面，开始大吃一惊，但立即镇定自若，淡然一笑道：“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彭述之悄声告诉他：“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陈独秀与彭述之、濮德治等人交换了各自被捕的经过，肯定问题是出在费克勤身上。在谈到他们几个人中可能是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却表示了与众不同的谅解态度。他说：“这孩子胆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得很慌张，很不成熟。”②
①《沪上共犯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②唐宝林，《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当局勾结好了，所以斗争失败。
１０月１７日，陈独秀一行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从他们家中搜到的１０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每人胸前缀了一个号码，陈独秀胸前缀的是“６号，因他是第６个被捕。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２条第２款及同法第６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需调查，要求改期会审。陈独秀因患胃病，来法庭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情不严重，仍带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彭述之等人则在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将情况报告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作主。１８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政府行政院。他不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仍称之为“共党重要分子”。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已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吴铁城不敢怠慢，命令上海警察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当天晚上，上海警察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１１点夜车押解到南京。火车轰隆隆地开出上海，陈独秀在京沪列车上“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①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一时传为佳话。
①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