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爸爸是跟林彪吃了瓜落。这些人都倒了，即便没倒的，现在的人多尖，哪个会帮我张罗回城。至于女人吗，他妈的忌啦！这辈子我就想当个作家。哎，老大你有啥打算？”
对于北京的问话，老大只是送给北京一张阴郁的脸，故北京没再问。
沉默一会，北京忽然将话题一转，对老大说，
“老大，有时间你应和司炮员王义唠唠。王义家里很苦……”
提起司炮员，老大知道这是个即脏、又累、还危险的工作。可为人厚道，工作勤恳的王义从来没有怨言。尤其每次出现哑炮（装好炸药的炮眼，最后没有响，在排除过程中是最危险的。），他总是一马当先，不让任何人靠前，自己冒生命危险去排除。由于王义出色的工作，博得大家一致好评，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全营的先进战士，还参加过县里的英模报告会。
关于王义个人的事，老大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终日落落寡欢。因此老大总想弄清王义在想啥。记得一次在收工路上，老大和王义同行，刚欲提及便被广播喇叭唤去营部。刚才听北京一说，老大决定接触一下王义。
晚饭后，当宿舍响起北京和战士们的歌声时，老大和王义走在堡子外面的山路上。而老大和王义返回宿舍时，已经是夜深了。
一向忠厚有余的王义，毫无顾及地敞开了自己心扉，讲述了自己家的不幸遭遇。听罢王义那如泣如诉的呐喊，老大整个人就如同灌了铅似的沉重，全然不知自己是如何走回宿舍的。到了宿舍门口，老大没有急于进去，而是独自坐到门口的石头上……
王义家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可能是由于缺碘或许什么缘故，天生弱智。王义的父母为早年归国华侨。经过几年内战的中国大地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出通告，号召港奥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并颁布了，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出入自由，工商自由等等诸如此类之政策。
得知此消息后，王义父亲怀着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携新婚妻子毅然返回祖国。做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的父母归国后，被分配到当时急需人才的东北沈阳，安排到一个大型企业从事技术工作，是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工程师之一。与此同时，他母亲便成为一名中学的英语教师。
王义父亲的家早年在江南开过纱厂，实乃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后自是资本家，属被专政对象，复加他本人曾参加过国民党，历史反革命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的。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清洗、打击、镇压，业已成为老运动员且终日惶惶，自不必说。
曾几何时，他们欲逃离返回原来的地方，可此政策非彼政策了。于是王义的父亲便暗呼休矣！深知自己自救不能。此事足足令王义父母私下后悔好一阵子！
如此这般，王义的父母便战战兢兢地熬了十几年，以为日子慢慢会变好。孰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王义的父亲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残渣余孽”“白专道路”的典型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
在一次批斗会上，批判另外一个阶级敌人时，让王义的父亲等人也跪在台上陪绑。王义的父亲目睹到对面站成两排的造反派手持里面带钢丝的胶皮管子，如同农民打廉枷似的，毒打那个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曾几次昏厥，又几次被凉水浇醒，最后惨死的情景。
晚上王义父亲回到牛棚里，尚对今天的情景战粟不已时，忽然一个纸团从门缝丢进。他父亲瞅一下见周围无人，拾起纸团，捻开一看字迹，便知是自己得意的学生，一个技术员写的。
“据造反总部研究，明天上午批斗大会继续，听说可能轮到你，注意明天多穿几件衣服……”
应说这是个很好的学生，敢在这种血雨腥风惨烈的斗争形势下，冒着与敌人同流合污的政治危险，去关心自己的老师，实乃少见！然而恰恰就是这张小纸条，将王义父亲送上了不归之路啊！
看过纸条后，王义父亲恐惧得难以入睡，白天批斗会那一幕幕反复出现在他眼前……时间在一分一秒向他逼近，终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王义父亲悄悄卸下室内的灯泡，将灯泡用毛巾裹住，将其打碎，然后用灯泡碎片，割断自己颈下的大动脉……
次日造反派以背叛人民、背叛党、畏罪自杀的罪名，通知了王义的母亲。王义的母亲得知丈夫惨死的噩耗，当既休克不省人事。等王义母亲醒过来时，已不再是什么人民教师，而是一个到处乱跑的精神分裂病人。
事发时，王义刚刚到水库不久，得知这天塌地陷的消息，他悲痛欲绝，曾一个人钻入森林中想一死了之。星夜王义赶回家，他全傻了，原本温馨幸福的家彻底破败。床上坐着的决非昔日斯文的妈妈，而是蓬头垢面看似陌生的女人，和傻痴痴的妹妹。妈妈和妹妹相依为命，妈妈犯病时妹妹照顾妈妈；妈妈好一点时，还知道照顾妹妹和料理家务。可转眼间，她又会把屋子的东西砸得稀巴烂。
心在流血的王义，离开母亲和妹妹返回青年点。因为长时间不回来抓革命，促生产断断不行。他决心要好好干一番，争取早日回城。
一年多来，王义一直撕心裂肺地思念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一直梦想尽早回到她们身边。这一阵子王义清楚，自己身边已有好多知青，通过特困、身边无人等诸多理由悄然回城。为此他曾找过父亲的单位和街道，可他们均以父亲畏罪自杀问题尚未结论，而拒之门外。最近王义还知道，若在农村表现好，公社大队手里都定期有回城指标；还听说，公社要拨一定的回城名额，给阿布达里水库工地，以示重视。
听罢王义家的不幸遭遇，很长一段时间老大心里都不是滋味。心下老大一直在想，现在这个国家的现状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吗？”；是“生产蒸蒸日上，国富民强吗？”；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吗？”；是“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象吗？”……这时老大突然想起高高的一句话，“我们总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中国的事情是2分天灾，8分人祸才对！”
从那天晚上起，老大决心竭尽全力帮助王义早点回城，使其母子团聚。第二天一早老大就跑到连部，将王义之事向连里做了汇报。连里新来的朴指导员是朝鲜人，此人也是从部队退伍回来的汉子，人极正派，且心肠热。话还没等老大说完，朴指导员便跑到营部去打探信息。折回后告诉他，公社确实欲把评定知青的指标调到水库工地一部分，且下月就开始。
听到这令人振奋的消息，老大立既转告王义。王义大喜过望。高兴之余，老大觉得事情大有希望，因为若论表现王义在水库该是首屈一指，论困难他家之状况，也该算比较特殊啦！
一个月后，知青的回程指标果然如期而至，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工地上的知青们一如打了兴奋剂一般，欢欣鼓舞且奔走相告。公社给营里多少名额无人知晓，可分到他们连却只有一个。面对这僧多粥少的局面，经过老大一番努力，在评议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均同意王义；惟一有点争议的，乃是三排排长臭油。又经过一番较量连里终把王义报将上去。王义得知此消息后，感动得泪水哗哗直流……
进腊月门的一天早晨，空中飘着轻雪，天出奇的寒冷，看样子足有零下四十度。上午九多钟，老大在连部开完生产调度会，便将双手插入袖中缩着颈项，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走向工地。呼号的北风像一把把刀片似的，一下一下地在割老大的脸。
一边走老大一边在心里默念着，刚刚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凌晨苏联红军攻打东宫时一个红军战士的一句台词。
“沙皇俄国最后一个夜晚，是寒冷的……”
快要走到工地时，冻得老大不能自持，便一头扎进营部的电锯房里。电锯房机器不响，三个人一个姿势，正守着地中间的大地炉子烤火。一个乃是电锯工张师傅，另一个是他的下锯（徒弟），还有一个是营里采石场的凿岩机手，人称“何大眼”的沈阳四十八中知青。
张师傅四十出头，是个乐天派的家伙，终日嘻嘻哈哈，天晓得他是否有过啥愁事。再有无论是谁他都能屁上两句，就连水库绝没人敢与之开玩笑的罗营长，他也照屁不误。一回，罗营长背着手踱到电锯房，企图检查工作。可还没等罗营长的理论上升到一定高度，经他一顿“瘸子屁股两拧，爱谁，谁！”等一系列的三七疙瘩话，硬是把罗营长给造卡壳了。听了他那一堆粗俗不堪话语，原本想给他讲点革命道理，且上升到一定理论水平的罗营长，只好偃旗息鼓，摇了摇头悻悻告退，口中尚不停地念叨一个伟人的精辟论述，“革命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改造农民……”
架着双手烤火的张师傅，见老大一闪身进来，劈头就是一句，
“冻鸡巴，够戗吧？”
“别考鸡巴糊了，喂狗！”
凑合到炉前老大也回敬了一句。听着他俩斗嘴，张师傅的徒弟和何大眼嗤嗤发笑。
说罢，张师傅哈腰捞过两快大柴半，往炉子里添，嘴里还不住地得估着。
“老大光临，把炉子烧热点。老大，老大！你说有多大，以我看站起来也不过一扎长。”
边说张师傅边张开母指和中指比画一下。
“狗屁！你说点人话，行不！”
老大揶揄着，坐到何大眼的对面，也把手伸出，翻来覆去地烤了两下，又搓了搓。
“今天冷吧？”
坐在对面的何大眼问。
“这天撒尿得用棍敲，拉屎得用锯拉！”
走到电锯旁的张师傅，赶忙又插了一句。
“老大，这次评议知青回城，你们连报谁啦？”
“王义！老兄，你啥时开路啊。”
“我，难喽！评议这码子事，锅盖大的雨点也淋不到我。父母身边无人，也不行，因为我弟弟没下乡。看来我的出路只有因病回城喽！，但这又不妥，弄一身病将来可不是事。我看还是因残吧，最好是用电锯锯掉一个小手指，千万不要锯得太多，这样不就走人了吗。”
说完何大眼一脸怅然，冲老大还做了一个鬼脸。
“屁话——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人可以说春话，大话、闲话、玄话，但绝不能说犯忌的话。听着没——”
说完张师傅用眼睛狠狠地翻愣何大眼一下。
说话间，张师傅抱起一个圆木放到锯台上。看样子张师傅要干活，所以老大和何大眼便知趣地离开电锯房，分别回到自己的采石场。
上午的轻雪，下午已不见踪影。然而风却越发强劲，好像是和谁在叫劲似的不依不饶，刮得树梢拉起长声，呼呼作响。
无论天气何等寒冷，而二排采石场的山头依然火热。山头上飞扬着二排排旗，战士们唱着北京创作的歌曲，和着旋律的节拍，挥舞手中八磅大锤。歌声过后，笑声又迭起。
山头左上方，仍旧是营部的采石场。营部采石场的凿岩机在突突突怒吼着。凿岩机的轰鸣声随风飘荡，时而大得近似疯狂，如同猛兽下山；时而又变得细而纤长，宛若一村妇在嘤嘤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