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是张角最广为人知的手段。
丹书，即以朱砂书写符篆用以驱除疫鬼，这东西如今在影视剧里很常见。
不过汉末的丹书与现在稍有不同的是，这东西是用来吃的。
“丹书吞字”是《太平经》当中的记载，也是张角主要显圣手段之一。
这般道理如今来看倒也不复杂，因为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生服的话有概率发生重金属中毒。
易兴奋、激动、焦虑以及容易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是其主要表现，对古代人来说这些特征表象与通鬼神无异。
因此面对疫病，太平道的手段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效果显著。
毕竟再病恹恹的人，被下了猛毒之后也都能回光返照的，至于后面能不能撑住，那就是看病人自己是否心诚了，与符水丹书并没有关系。
从171年汉末第一次大疫起，至184年大贤良师张角起事，十三年间疫病不绝，以“大疫”之名留于史册足足有四次。
汉末时的传统医学几乎可以算是经验医学，需要从大量的临床经验和方剂的实践积累当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
这种特性使得传统医学面对疫病在短期内的表现相当乏力。
于是“效果显著”的太平道迅速“占领市场”，张角兄弟抓住机会派出得力弟子八人奔走四方，广施符水丹书以传教。
最终使得184年张角揭竿而起时，天下皆应，正式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
虽然有太平道参与，但黄巾起义本质上来说依然属于农民起义。
而受限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黄巾起义最终失败，张角也最终也步了甘忠可的后尘。
张角的一生就此结束，但已经初显完备的道教却也就此开始在历史中滚滚向前。
其实往前稍微放开一下视线就会发现，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学派名家最终的目标都是统治阶级。
即以服务政治为第一目标，因而对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有所忽视。
而对于身处乱世饱受各种灾疫折磨的百姓来说，符水丹书虽然无效，但太平道讲述的“太平世界”成了贫苦百姓精神上最好的安慰剂。
这也是道教最初的立身土壤之一。
在张角搞事儿之后，太平道被严厉禁止，道教其他分支如五斗米道和鬼道等分支也受到了牵连。
虽然民间依然还在传播，但至少在魏晋的贵族阶级中，还是需要带着有色眼镜看道教。
佛教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正式入场的，道教缺失的上层市场被佛教迅速填补，开始走从上到下的传教路线。
乱世当中佛道共舞的局面由此开始。
而在这样的乱局下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变化：
儒家经学禁锢被佛家、道家、玄学以及疫病联手打破。
从武帝时确立的“独尊儒术”也就此被打落到了尘埃里。】
“若这太平道真能治疫病，那……”
刘备摇摇头，兴味索然。
如今虽然他对黄巾起义看法有所更正，但对部分黄巾贼的看法并无改变。
布符水以索财，施丹书以侵田宅，这才是乡间常见的景象。
或许最初起事的张角确实有想过缔造一个“太平世界”，但各方渠帅各自为战，乡间黄巾众鱼龙混杂，奉汉命剿灭黄巾的汉将皆为宿将。
种种原因最终反而使得百姓遭苦愈重，那个在乡间传颂的太平世界也愈发遥不可及。
此时刘备反倒是对后世有点好奇：
后世手段如此，可有太平世界乎？
张飞明白大哥的意思，要是太平道真能治疫病的话，那何来的大疫不绝？
由此更是想起来一件旧事：
“俺破阳平关入汉中时，也曾见过那五斗米道教众。”
“百余人装神弄鬼拦于军前，彼辈称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我军必破矣。”
“哦？”刚刚还负气的马超此时闻言倒是满是兴趣：
“结果如何？鬼兵是何模样？”
马超自幼在雍凉长大。拳头才是硬道理，是雍凉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是因此，雍凉但凡起乱都是直来直往，典型例子如韩遂，被庞军师一句话逼退的水平，竟能在雍凉翻腾反复几十年依然称雄。
阴谋之事在雍凉已经足够少见了，而这等借鬼神驭兵之法更是让马超心怀向往：
不知道这鬼兵能拦得住雍凉铁骑的冲锋不？
但他注定要失望了。
张飞闻言大笑道：
“俺当时看的也好奇，故命两千军卒将其团团围住，静待鬼兵。”
“结果还不到半个时辰，这些五斗米道教众便自溃而降，索要米肉吃食。”
此事庞统也知，闻言叹了一句道：
“哪有鬼神傍身襄助？”
“不过是一些但求一饭以续命的贫苦人罢了。”
第279章 佛道攻讦
“服务政治……”
孔明喃喃重复着后世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话语。
大汉虽然布衣白身亦可为相，但那终归还是少数人。
忙以养家，闲时娱乐，这才是绝大多数普罗百姓的生活常态。
而孔明则是不禁想起了在成都随手为之的政策。
《神将冠军侯》这是孔明结合了光幕中明代所见，最终定下的名字。
以太史公亲笔为底稿，加以民俗传说，再经口语润色，最终在孔明笔下呈现的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冠军侯故事。
嗯，霍去病本人看了多半都不敢认的那种。
这部经纸社售卖，并寻能言善道者驻茶水摊说书。
然后……反响平平。
一方面是因为虽有推行识字之举，但想要看懂全本还是略显吃力。
另一方面也是经过问询才意识到，对巴蜀民众来说，霍去病的故事终究不如李冰来的脍炙人口。
而经过孔明寻巴蜀老人重新撰写后，说书的茶水摊就成了成都百姓闲暇时的新去处，颇受好评。
如今再看后世的说法，孔明倒是有了新的感想。
这，应当也算是以文章服务百姓吧？
庞统则是听到后称儒家经学为“禁锢”而沉默了一下。
随即叹道：
“大匠何须颂经典，匠造何必顺天心？”
这两句话也算言简意赅。
毕竟即使是东汉强盛时，若想出人头地也须讲究一个师出名儒，不然就举步维艰。
此等沆瀣一气之风若是能尽归尘土，庞统觉得也不错。
张飞当即插嘴道：
“庞军师，咱这才哪到哪。”
“那与畜生讲人伦的宋，不比咱们禁锢多了？”
于是庞统呆了一呆，最终摇头苦笑。
再想起来那唐将汉踩过的坑大部分都重新踩了一遍，于是也只能苦笑道：
“吾等前车倾覆，后人犹不鉴之啊。”
【空谈的玄学和佛道的关系咱们在之前就大概聊过，此时就不再赘述，单单说一点比较接地气的。
首先，那时候传入中国的佛教某种意义上还算得上“先进文化”。
最初的佛教有讲“五明”，即“内明、声明、工巧明、因明、医方明”。
顾名思义，最初的佛教是比较重视医方的，不仅有病例讲解，还有治疗方术，不少都是要比本土的更先进。
典型例子就如二凤，若非天竺的郎中有名，李二凤也不会死马当活马医去试一试。
另外就是佛教的理论体系要更加完善，这一点古佛教能把古道教吊起来打。
古道教采用的是本土的幽冥认知，即灵魂不灭，死后入阴司，生活如阳间。
这套古朴的幽冥观从汉代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便是“福德不一致”，即使是大儒上师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恶人享福禄，好人空遭殃。
佛教就不说了，轮回转生咱们都听过，这套理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解决了上述的这个道教死穴。
以上两点简述就是，佛教的药方更有用并且更会辩经。
也是靠着这两个优势，佛教才在古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填补了贵族阶层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们之前也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互相抄互相辩经的境地。
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试图从根本上当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诬论》、《清净法行论》，称孔子老子都曾在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听课。
而到了南朝时，一个叫顾欢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写了一篇《夷夏论》，主张华夷不两立，指责佛教乃是西戎之法，来华夏传教必然包藏祸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贫僧未必包藏祸心，但你们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张角的旧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来，再加上一些黑历史，佛教直接给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凶逆、群妖、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便是当时的高僧对道教的称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讦之余，乱世的疫病依然横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颠沛流离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现实，分离动荡的社会，这些都使得从武帝起儒家对个人强加的枷锁急速松动。
就如后世常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般，这些因素相加让民众思想更加自由，创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传世的艺术家大多都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而最终这些铺垫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经厚积薄发，最终酿成了华夏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劳，或许功不可没。】
对李世民来说，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听光幕时最熟悉的状态。
吃点瓜果，饮点小茶，眼睛应接不暇，脑袋查漏补缺。
无论是汉还是三国，抑或是魏晋南北朝，对李世民来说都相当熟悉，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可看，少年时基本上都翻烂了。
这种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听起来自然就倍感轻松，听起来也就颇为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