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2）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９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１７－３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２５０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3）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１３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１３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３０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８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1）
上
在日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大多数时候让人压抑，但也难免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
《菊兵团的艰难突出》一书，是原日军第十八师团炮兵少佐武川千里的作品，描述了这支日军精锐部队从出征南洋到覆灭缅甸的真实经历，虽然文学色彩不浓厚，但颇有一线色彩。其中有一段谈到增援到前线的大阪兵，和整本书惨烈沉重的内容很不协调。
在当地前线第十八师团的日军，主要来源是九州海岛部队，素以凶残著称，曾参加过对南京的作战。我们长期听到一个传说，讲孙立人将军在缅甸下令将日军战俘中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这件事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军队对这支日军的愤恨。因为孙立人将军反攻回国时，遭遇的第一支日军，就是这个第十八师团。不过据我的考证，这话应该不是孙立人说的，而是另一个远征军将领，孙的部下李鸿将军（黄埔五期，新三十八师师长）。
李鸿是个国人不太熟悉，但是个很有意思的将军，他是很少的能用自己名字给外国街道命名的中国人。中国远征军收复八莫后，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当地用两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命名该城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叫孙立人路，一条叫李鸿路。
无论如何，这支日军的作战精神是颇为顽强的，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武川的部队，和十八师团其他部队一样，最终不敌中国远征军的凶猛攻势，从胡康河谷败退，伤亡惨重。从后方补充的兵员中，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阪兵。
大阪兵因为不喜欢打仗而善于做生意，在日本军队中颇为异类。普通日军部队要来了个大阪兵，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好奇。
武川的炮兵大队就来了一个大阪籍的预备役大尉，此人作战也还来得，但作战之余更多的是忙活收集大家的补给品进行倒卖。孙立人将军的穿插战术打断了日军十八师团前线部队的补给线，结果就是二线部队的补给反而异常充分。但是，日军后勤部门脑筋死板，所有东西一律按人头军衔分配，造成一些浪费。有的日军不吸烟，有的不喝酒，配给他们的物资反而成了累赘。这个大阪的大尉就到处收集大家不要的补给品，然后送到城里卖给缅甸商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一般的日本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看着这个大尉的举动，新鲜又有点儿鄙夷。不料到了月尾，这个大尉却掏腰包给大家请客，人人有份，还请来慰安妇做舞蹈表演，日军官兵尽欢而散。于是对他的印象一下翻了过来，武川觉得，这大阪人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从此以后，他来收购剩余补给品的时候，日本兵都不好意思讲价钱。
战后，这个大阪兵到缅甸开了个公司，倒卖当地矿产，赚钱很多。幸存的日本兵们回忆起来，还就属他在当地的朋友多。
当然武川这样的“武士道”不会跟着做买卖，所以他的书主要还是记录战争。在“筑紫山口之战”中，日军惨败，武川的腹部被中国远征军的迫击炮弹片划开，一条腿打断，侥幸被送进了温藻的后方医院。痛苦呻吟之余，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阪兵，他觉得十分开眼界，连对战争的看法都改变了……
中
日军的野战医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称为“法西斯”，特别还是法西斯中强调精神胜利法第一的日本军队，军医院和屠宰场有一拼。这是因为日本的军医动手术基本不使用麻药，要求每个日本伤兵都要有承受“刮骨疗毒”的本领。唯一给士兵减轻痛苦的措施是给他一根木棍咬在嘴里，免得疼极了把舌头咬下来，或者把大夫给咬了。
这种说法初听来有点儿骇人听闻，然而却是很多战场上日军老兵所印证的。有的时候这样做固然是因为物资缺乏，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可以让士兵具有更强忍受伤痛的能力，意志更加坚强，磨练出悍不畏死的兽人武士，属于一种精神教育。曾经有在中国潮州参加战役的负伤日本老兵，在几十年后依然痛苦地回忆军医的手术——“那种疼痛不是人能受的”。
私下琢磨，是不是日本军队用这种办法变相促使士兵负伤也勇往直前，宁死也不进医院呢？反正二战中日军负伤后经常抱着手榴弹和对手同归于尽，而不是像其他军队那样赶紧退下去包扎伤口——莫非这些日本兵怕进医院更甚于怕死？那日军的这种精神教育可太成功了！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手术，又整天听着袍泽在手术台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日军这种战地医院不过是薄木板房，没什么隔音效果。），武川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早日返回部队，找个机会为天皇尽忠。
就在这时，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野战医院的补给被大量削减，包括医务人员都只有一天两顿稀粥果腹，杂以少量发酵的豆子（甘纳豆）充当副食。这是因为，第十八师团从胡康河谷败退后，被孙立人连续穿插迂回作战弄开了窍的史迪威展开了一个类似螃蟹的攻势。他一面命令中国远征军一部继续攻击尾追第十八师团的后卫部队，一面派出重兵从其南北两翼发动猛攻。北路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师和美军麦部队奇袭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密支那，南路以英军温盖特伞兵突击队为主，空降在温藻以南切断铁路，依托台地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斩断日军南缅与北缅的联系。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2）
当时缅北日军只有两个师团，还要迎战从云南来的卫立湟，根本招架不住。日军被迫调动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航空部队投入北缅作战。日军援兵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援密支那，一路试图围歼南路英军。这两支部队的投入，加上南方来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日军补给顿时捉襟见肘。而没有战斗力又列入非战斗系统的医院人员和伤兵，自然是最先被削减供应的。这就是武川少佐等人被迫挨饿的原因。
实际上，日军调兵北上，是个要命的举动，它带来了影响世界的后果。
首先这个救援没有成功，北路的救援日军大约一个旅团，虽然迟滞了密支那的易手，但在已经能听到密支那城区炮火的地方被全副新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包围，遭到重创后勉强南返；南路日军打败了英军，英军向中国远征军主力求救，远征军派出部队，每人带一口砍刀，穿越山间小路前去救援，不但救出英军，而且粘上了日军主力。
而这支日军的离开，直接导致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日军的失利。因为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正是该战役日军的预备队。日军原以为可以把这支部队先用于北方，击溃中国的“豆腐军”以后依然可以担当原有任务。谁知道这两支部队再也无法抽出，结果正面日军三个师团在出现败相后无人增援接应，出现了大溃败，三个师团长都因为擅自撤退被解职，大批日军因为饥饿和热病死于败退途中，残余日军甚至开始吃自己人。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是这支日军中死里逃生的少数人之一，并因此刺激性格大变，他当时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辎重兵中队长。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被列入20世纪中期世界军事十大战役之一，是蒙巴顿勋爵的杰作，它挡住了日军和印度独立派钱德拉?玻斯杀入印度，避免了印度陷入混乱（如果日军顺利进入印度，印度难免不发生类似缅甸的大规模独立运动），也因此保障了英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它的胜利，与日军抽调走了预备队和飞机有很大关系，一切都出自于对中国远征军战斗力的误算。事实上日军后期在缅北又增加了狼（四十九）、勇（二）两师团，依然没能挡住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脚步。
武川等人是顾不上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了，大量重伤员因为营养不良和乱找东西吃引发的腹泻而死亡，军医的办法是鼓励大家多晒太阳。这个方法恐怕没多大作用武川也被饿得头晕眼花。在拄着棍子试图走回原部队失败后，武川躺在病床上，又饿又虚弱，自觉快要死了。
武川的勤务兵森本（日军军官住院，通常由勤务兵跟随伺候），这时候却提出由他拿（偷？）医院的一些药品，比如绷带和消炎药，到附近的缅甸人居住区去卖掉，说不定可以弄些吃的回来，有了力气两人可以一起跑回部队去。森本的思路明显受到了那个大阪预备役大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