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能避免地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再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积极与他们交流经验，认真吸收他们的经验，并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理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了两条，第一、对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学，等搬过来、学到手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第二、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专家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例如：由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对子之间的关系必须搞好，要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还特别要求中国学员，要力争把苏联专家所教的全部学过来。因为，我们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专家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礼，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恩来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听了我们的解释，顾问团的专家们也说，我们苏联也一样，不能那么随便。
以后，我们就注意找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规矩等，介绍的含意就是，我们十分尊重你们，你们也得尊重我们。这个办法很起作用，以后就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问题了。
三、尽量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得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记优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苏联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联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就在苏联，不回去行吗？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施，按照苏联同志特点而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一九四九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给我们当顾问。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空军建军初期这一阶段中，空军党委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叫作“摆脱摸索，进行综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懂得怎么办航校，怎么训练，怎么建设部队，就只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摸索，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等他们一走，我们就进入综合阶段，我们把这比作“甩拐棍”。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所学到手的技术和知识综合起来，选择与自己有用的、好的继续发挥。把他们的各种教材、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结合中国空军的实际来进行改进，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这是建立中国空军包括从办航校开始，到大批组建部队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们制定和实行了这个方针，才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空军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