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山还记得当时教员的愤怒“这些奸商该杀！”，特么的，我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搞几个呢？
徐远山说道：“真是只拿与我们冲突的事来说，估计也提不到桌面上。如果让你找上一些人去调查与我们有冲突的企业以往的不法行为，特别在疫情期间哄抬价格、倒卖捐赠物资、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你觉得可行吗？”
庞渊龙丝毫不犹豫：“不可能，徐董事长，我们只是企业，并没有调查权。如果没有调查权只进行商业调查，根本就无法查出真凭实据，也同样没有理由获取后台的大数据。简单来说，就算对方真的违法，我们私下调查同样是违法。”
特么的，我当然知道这是违法，徐远山想着。
怪不得旧中国蒋秃子的大儿子到上海去打经济大老虎，同样屁都不顶，好不容易抓了一个孔令侃，还是宋美龄直接过去救了出来。
但我徐远山可不是蒋经国，正规渠道拿不下，我不会下黑手？当年如何破防上海滩青帮的？不就是直接宰了张啸林的原因吗？
“你先到外面等一会，我打一个电话再说。”既然违法事情不能做，那咱就做些合法的事情，……让上海民众喜闻乐见，奔走相告的合法事情。
所以，刚上任办公室主任一天的陈部长就接到了徐远山的电话。
“老陈啊，我有几个人看不太顺眼，想把他们抓回去给主席他们见识见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徐远山这开口暗戳戳说要几条人命，表面上说抓几个人去新时空，这都知道时空穿越这种等级秘密，就算说是“抓”，还不如直接说“毙了”更恰当。
陈部长当然一头雾水：“又有谁惹你们了？您那几个家公司不是经营好好的吗？”
徐远山说道：“是这样，前一阵子不是那边讨论过互不干涉原则吗？我把上海的事情给教员他们提了一嘴，老一辈革命家心里就有些堵，那边搞阶级斗争，把官僚资本家和买办汉奸资本家收拾了不少，枪毙都有好几个。现在我的公司又被上海那些资本家欺负了，所以想收拾几个人。”
陈部长这会清楚徐远山要做什么事了：“既然是对方给你们公司添麻烦，要不我给您协调一下，把事平了？”
陈部长知道官商门道多，何况是上海那个地方，是连他都头疼的，能协调平息最好。
“不，不，老陈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徐远山同样知道官场的弯弯绕绕，而且为屁大的事情欠下人情，也太不值得了。
这下子又轮到陈部长犯迷糊了，有麻烦给你解决麻烦，怎么说是理解错了？
陈部长只好说道：“徐先生，您把方案提出来，在我职权范围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我提交上去。”
陈部长也不打太极，如果徐远山要求不高，那直接给办了，超出他的权限就直接给领导提交讨论。
“我这个人吗，比较小肚鸡肠，总想自己搞事。加上最近美国准备卖武器给印度，取代俄罗斯，印度有可能倒向西方；美国还拉日本进入北约峰会，想搞即成事实，在中国边上搞小北约；同时美国又重打台湾牌，然后仿效制裁俄罗斯那样对中国下手。国际形势让我有些不痛快，现在国内又有资本家给我添堵，我有两个方案，你们同意第一方案，我就放弃第二方案；或者你们否定第一方案，我就选择第二方案。”徐远山还是不急不慢说到。
陈部长嘿嘿一笑，他曾有过徐远山的真实画像，当然知道徐远山的意思：“我们会同意第一个方案的，您说吧。”
徐远山说道：“第一个方案就是我想在上海整出事来：给我协调有关方面的人员，并授于高等级调查权限，由我公司的人带着，去上海调查一些人和事，掌握证据后交给你们处理，你们处理不了我把人直接抓走；第二个方案比较简单，我带人去抢美联储的金库，这些人可能是重装部队。”
陈部长说道：“根据组织原则，非纪委单位是不能调查党内干部的。”
徐远山说道：“这个组织原则我也清楚，这次调查针对的全是资本家，与党内没有关系，当然，后面哪一位党内干部跳出来就只能枪打出头鸟啦。”
陈部长说道：“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协调从国安、公安、税务各抽十人配合调查，由您的公司的人领着，权限是一级调查权。”
一级调查权，那是轻松能调取任何大数据的后台数据，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要求省级部门的配合，这已经足够了。
军人对奸商素来就反感，陈部长也一样，所以听徐远山说只是调查商人，那当然没有问题。
至于说第二个方案，那是想都不要想，如果事情搞大，如此大规模作战亚洲人种特性不可能瞒住，现代中国就会背黑锅，……如果中国完全不知情，还能另说，但特么的现代中国不仅知情，还与对方绑在一起了。
陈部长虽然有徐远山的画像，知道徐远山有“愤青”一面的性情，但也没有想到徐远山搞事都是往大的搞。
徐远山把庞渊龙叫了回来，用一个小纸条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对方：“打这个电话，组织上会给你安排三十个国安、公安及税务上的人，一级调查权，这不是违法调查而是正式调查。你再安排一百名审计和财务人员，五人配合上述一名人员，在上海挑出二十个疫情期间影响最恶劣的与上次来我们连锁店找事有关的企业进行调查，利用微信后台大数据，从团购团长开始调查溯源，进货价格，利润空间，逃税漏税，伪劣产品，利用通行证谋私等等都是调查内容，如果能查倒卖捐赠物资更好。调查结束后每人奖励二十万元。”
庞渊龙把电话号码扫了一眼，然后撕碎扔到墙角的废纸桶里。
庞渊龙很佩服徐远山和中华集团公司的能量，连体制军方系统内如吕庆华都能使用，背景肯定不一般：“这样一来，算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但调查结果出来后有用吗？”
庞渊龙也不是那些老古董，否则退休后就不会出来做事了，他也知道疫情时上海的物价都涨上了天，当时没有人查，过后也没有人查，因为这种现象太多了，法不责众。
徐远山有些不满意：“庞组长，结果出来后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现在我已经给你把正式调查手续都弄来了，如果你们不舍得上设备，仅弄些鸡毛蒜皮的事，奖励可不会有。”
事实上，徐远山知道现在调查有些困难，两个月过去了，伪劣产品已经在多方道歉过后消失，这个已经不好取证；
最得力的证据就是有些公司倒卖捐赠物资，这与时间没有关系，稍微调查售出的物资和进货渠道就差不多水落石出，比如新疆和内蒙捐赠的羊肉，首先搞清是谁接收了，然后捐赠给谁了；还可以从捐赠羊肉抵达上海时间算起，查所有团购羊肉的单子溯源，顺便查查进出货的差额；
最后，就是暴利后的偷税漏税事情，这个比较好办，直接把证据交给税务局，市里不管就送国家税务总局，不罚款、不处理可是有徐远山在旁边呵呵看着呢，下次与常委对话时，凭此讽刺一下，搞个别局长下台也就那么回事了。
徐远山的原则，谁不把他当回事，他自然也不会把对方当回事，当官不为国为民做事，踢飞你乌纱帽不应该吗？
本来这些事情的调查不归徐远山管，但在两个时空不干涉的原则下，徐远山只能从这里入手：就是你们能利用工作名义来找我的连锁店麻烦，我当然也能用工作名义找你的麻烦，而且调查手段更专业。
等到把一批人拉下马，他再看看谁的头还铁？下次再来找麻烦，直接打上门去，真是腐败分子，杀几个人又算得什么，只要注意方式方法给留点面子就是了。
这边，庞渊龙也是不屑一顾：“搞调查还不简单？由点带面，把目标人物在活动期间的通话、微信的后台数据全找出来，然后顺藤摸瓜把相关人员甚至情人都挖出来，和防疫的密接、次密接一样道理。能有多难？”
所以，只要土共有关部门认真做事，没有什么不能查清的！
现在当发生舆情热点时，总有什么不好调查的说辞，或者抓小放大，在专业人员的眼里全特么是笑话。
接受任务后，庞渊龙就离开徐远山的办公室，他会直接带人乘飞机先去上海，不与徐远山同一路。
就算还没有调查结果，现在有事搞后徐远山心情自然爽了很多，他先给保利公司的覃国亮打一个电话，询问在上海造船厂另外8艘051型驱逐舰的改装情况。
这也是徐远山准备去一趟上海的另一个原因，装备有24管防空导弹、近防炮和攻顶反舰导弹，在新时空的海上，051型驱逐舰基本是能够横着走了。
这批二手退役军舰订单，徐远山交给保利公司，还是覃国亮负责，他们经手这种货源很专业，安排得有条不紊。……这就是在商言商的优势。
东方的那个大都市，疫情重创后还在慢慢恢复的大上海，即将面临一场暴风雨，……不过是对那些发国难财的奸商而言。
第四百六十二章上海奸商招惹来的风暴
“特么的，如何才能夺下来呢？”黄士看着前面桌上的一份“雅太海鲜”连锁店外卖，心中还是有些不甘。
黄士是上海最聪明的商人之一，他们这些吃人肉不吐骨头的奸商，狡诈异常，在上海两个多月的疫情中，凭借政商人脉，及时掌握风向，在最后一个月又做起“有良心的企业家”，安然着陆全身而退。
但在前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凭着寻租来的权力，他们就挣得比往常一年时间挣的还多的暴利。
上海市疫情期间的生活消费天价，就是他们这些在各方都有实力的商人炒起来的。否则上海“百团大战”的那些社区团长还能飞跃火线不成？所有物资都空降不成？
最典型的例子：一位女孩购买六桶方便面、二十个鸡蛋，要花900元，认真的警察不仅及时赶赴过来处置并查实了这些商品在商店销售价总共是277元，跑腿小哥连跑路费加价到900元，所以小哥进去了。
然而，这条上了热榜的新闻背后，没有人或没有部门注意到正规商店出售“六桶方便面、二十个鸡蛋卖277元”这更要命的问题。
和最后终端加价两倍物价不同，初始的物价已经翻了六、七倍。
因为，被关进去的跑腿小哥加价两倍的钱是一个小个体量，而上海销售派发众多商品的保供商店或保供链是庞然的大个体量。
黄士的企业为什么一个多月能挣一年多的钱，就是如此来的。但黄士并不为此担心，因为所有保供单位的老板拉出来“毙了”，都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但这次聪明的上海商人却被一个外来户抄底了。
眼前这份外卖是“雅太海鲜”连锁店最受欢迎的一百多种外卖之一：超过三两重的米饭，覆盖着两荤两素精致的菜，其中别的外卖或快餐搭配的卤鸡蛋（素菜），往往是半个，而“雅太海鲜”却是两个半个；一碗密封还带着温热的海鲜汤（外卖海鲜汤与骨头汤可任选一免费搭配）。
这样一份外卖送上门总共的费用是19元。
换到别的城市，特别与那与些县城的消费水平相比，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偏高的，但经历过疫情全域静态管理的上海人，经历过一个西红柿或一个青椒要支付二十元的上海人，完全折服了。
黄士很清楚对方的优势，他们仔细调查过“雅太海鲜”连锁店的经营，这是一种“品种多样化、质量标准化”的模式，“雅太海鲜”连锁店能在上海一炮打红、一骑绝尘，依仗的就是收拢几千名餐饮制作和经营的人才，……那些因资金链断裂而创业失败的餐饮行业人才。
黄士这些上海商人，并不是不知道上海的经济恢复，肯定是在餐饮这些服务行业必须先启动。但奸商有一个共性就是太聪明而且格局太小，对于上海是否还会出现疫情这件事，不会相信政府“动态清零”的决心。
他们在犹豫之时，外来户的“雅太海鲜”连锁店就砸下了百亿元，冲进了上海餐饮服务业这个市场。
还没有等上海商人看笑话，上海的“雅太海鲜”连锁店就已经爆裂了。
奸商在商业经营上，也是重视调查的，对于“雅太海鲜”连锁店的火爆生意，黄士和其他上海商人一样，动用不少人力和物力进行调查。
“雅太海鲜”连锁店一出现在上海餐饮消费市场，从第一天开始就满座满单。
首先是归功于自有电商平台，因为“雅太”的外卖业务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些年来，人们曾把实体经济困窘归咎于电商，认为是马云发明的电商模式毁了实体经济，但没有人搞清其中的逻辑关系。
互联网价格透明，交易便捷给万千百姓带来了方便，而且电商、快递行业的欣欣向荣，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但电商经济对实体店经济影响毋容置疑。
多年的争论都没有人搞清其中的缘由：先起跑或拥有大资本的电商平台，垄断了实体与互联网的枢纽，控制了流量，从而可以肆无忌惮盘剥也想利用互联网便利来发展的中小微实体店。
既然没有人搞清，当然也没有法律法规来限制那些大电商利用垄断的电商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盘剥。
餐饮外卖业务是有助于实体餐饮店的经营，首先是避免实体店经营场所的限制，没有互联网外卖业务时，餐饮业的效益指标就是翻台率，而现在翻台率不再是唯一的指标；其次是扩大消费群体的范围，没有互联网外卖业务时，一家餐饮店的目标消费群体，绝大多数人的距离无法超出两公里，而有了互联网外卖业务后，消费群体可以拓展到五公里以外。
但参与外卖业务的餐饮店，也是被电商平台盘剥最为厉害的实体店，高达80%的利润被平台和外送服务费夺走，这也是餐饮外卖产品的性价比无法提升的原因。
“雅太海鲜”连锁店，以自身经济实力和庞大数量群的店铺支撑起自家的电商平台，当别的餐饮店在电商平台和外送服务每单需支出十元以上时候，“雅太海鲜”连锁店包含送餐服务不足五元。
正常的餐饮外卖业务本身就非常薄利，但“雅太海鲜”连锁店的外卖与堂食差距并不大。……这也是能保证外卖产品的高性价比原因。
然而，经过调查后黄士他们这些有企图的上海商人，却发现“雅太海鲜”连锁店的模式无法复制。
除了“合伙人股权分红”管理模式外，“雅太海鲜”连锁店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拥有海鲜货源，虽然有的连锁店一天的营业额一半与海鲜食品无关，但海鲜货源就是“雅太海鲜”连锁店托底的基础。
你无法再找出一种像野生海鲜的食材在餐饮业的垄断地位。
模仿或复制不成，而且上海“雅太”就有一千多家的连锁店，如此火红的生意就表示着巨大的利润，这是一块大肥肉！
资本家在市场的竞争中，很多时候是采用弱肉强食的吞并模式，上海的奸商把这一套都学得很溜。
在他们眼里外来户就是弱肉，他们这些地头蛇才是强食。
想强行入股的，也不仅黄士一个商人，黄士的公司下面有十几家超市，十几家餐饮连锁店，在这次疫情中这些超市和连锁店为公司盈利功不可没的原因，就是借助自家的电商平台给几百、上千个团长派卖了大量天价商品。
在别的城市，团购是便宜的代名词；而在上海，团购是天价的代名词。
黄士自己的公司没有参与盗卖捐赠物资，下面的经理或中层是不是参与他也从不过问。
因为他还看不上那些小钱。
黄士公司这次大发的真正原因，就是静态管理前进了大批商品屯积起来，但因为蔬菜保存期不长，都是疫情期间采购回来的，作为重点保供单位和强硬的政商关系，黄士公司不仅从外地购进了大量蔬菜，还在关卡前低价收购了大量没法进入上海的运输蔬菜货车的货物。
当蔬菜卖得比平时肉价都贵时，利润高达500%以上，最高的都超过1000%，不发财都不行，所以黄士凭着手里在这次疫情期赚的几十个亿就和“雅太海鲜”连锁店谈判：出资38亿占上海“雅太”公司的51%股权。
第一次出价后，对方无动于衷，第二次价格提到51亿占51%的股权。
那几天，上海的十几个商企老板轮番冲去与“雅太”公司谈判入股，这时候大家都处于竞争关系。
第二次谈判未果后，黄士请出体制内的一位大佬，终于把北京总公司的吕总摇到上海。
但面对咄咄逼人的这些上海地头蛇，这位年轻的吕总丝毫不让步，直接断然拒绝：就是上海商人出到五百亿，也拿不到上海“雅太海鲜”连锁店的51%股权！但可以参考股权分红结构，出五百亿可以买下上海“雅太”公司40%的股权分红。
听到这话后，黄士恼羞成怒，老脸也挂不住了，对方明明想耍自己：特么的，一百亿的企业，让我给你五百亿，还只能利润分红40%？
这是把上海的商人，也就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商人当傻子啦？
黄士心中一横：得不到，那只能把对方毁了，彻底把“雅太”公司赶出上海市场。
原来想争夺“雅太”公司的那些商人，因为都没有得逞，相互之间的竞争对手也变成了同盟军。
所以，大家决定一齐发力把“雅太”挤出上海市场，大家再把地盘分分，就像当初疫情期间那样打倒京东后各赚各的钱，用“雅太”连锁店模式垄断上海餐饮市场，继续从上海市民的口袋中狠狠的掏出钱来。
上海“雅太海鲜”连锁店数量太多，每个区每个镇甚至许多社区附近都有。十几个上海滩大商人联合出手，从社区那些泼辣的上海本地中老年妇女干部到体制内的各个单位，都能找到代理人。
所以，从七月中旬开始，有一千多家店铺的上海“雅太海鲜”连锁店，大部分常常处于鸡飞狗跳的状态，那位曾经面对上海商人依然嚣张的吕总亲自飞来上海处理发生的纠纷，处处碰壁而灰溜溜窜回了北京。
虽然成功打压了上海“雅太”公司，但依然无法打服，而且“雅太”收拢的经理和店长也太出色了，面对各种上门挑剔的检查，坚决进行整改，环境和服务高要求，而且韧性十足，个个都是永不言败的样子。
上海奸商对“雅太海鲜”连锁店的打压，反而是锤炼的熔炉，让“雅太海鲜”连锁店越做越好，更深受上海各阶层的民众欢迎。
特别是上海“雅太”电商平台的首页上面大字：上海市民疫情期间受苦了，希望我们的服务给您今后生活工作有所帮助！
虽然上海是一个在商言商浓厚气息的地方，但并不是缺少人情味的环境，“雅太海鲜”连锁店的商品和服务态度，非常得到上海市民的认可。
能把生意做到这份上，也差不多是天花板了。
这也是当初徐远山看过报表后，还有些奇怪问西安的经理刘青云：“上海的连锁店平均单店效益是全国最高，杨经理为什么喊苦连天？”
黄士的政商人脉，能打压的“雅太海鲜”连锁店的差不多有八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