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欺上瞒下的事极有可能发生。
万一试验田并不成功，自己若是不经过其他途径调查而贸然下旨在全国推广，那结果就是既劳民伤财，也会留下笑柄，平白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为了自己不被蒙蔽，在回京的路上，朱由检即刻命人传讯给骆养性，立即选择合适的人手，以不同的身份亲临大兴县，暗中观察和监视，看看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
数日之后，整个大兴县的夏收全部完成，又过了几天，打场脱粒也已完毕，司农寺在大兴县的千亩试验田的数据也收集完毕，试验田的平均亩产达到一石五斗，虽略逊于朱由检亲眼所见的那十亩田地的产量，但相比其他平均亩产一石左右的农田来说，这个产量的确令人振奋。
据锦衣卫的情报来看，朱由检的疑心并没有任何依据，司农寺报上来的数据都是实打实地干货，没有掺杂一丁点水分。
朱由检在得到了确凿可靠的信息之后，立即下令司农寺撰写此次耕种的具体方式方法，然后编印成册，刻板印刷数千册，以朝廷的名义分发到各地县级以上官府，开始在大明境内全面推广。
为了防止有人可以追求文字的华美而不注重实效，朱由检特别强调书册内容力求文字简洁明了，不得引经据典，还要配上相关插图，以更加直观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流程呈现出来。
在等待夏收成果期间，朱由检先后接到了郑芝龙和孙传庭的题本。
孙传庭在题本中主要讲的是关于近十万汉人包衣的处置方式及思路，这与朱由检的想法大体相同，修路的确是大明目前急需要办的几件大事之一。
但十万人堆集在从宁远到松锦这两百余里的大路上，不仅有些浪费，而且会给前线大军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的压力，就算有辽西一带夏粮做补充，但这十万人每日的消耗可不是个小数目，毕竟修路可是极为耗费体力的重体力活，人要是吃不饱的话哪来的力气挖土开石。
朱由检对孙传庭的计划进行了改动和调整。
首先就是将这十万人中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挑选出来，等整个辽境光复之后，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包衣也会有机会与家人团聚，免得许多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彻底崩溃。
这一点纯粹是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毕竟这些包衣都是被从关内掳去或者原先就是辽地的汉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原因为八旗效力，但究竟是同宗同族的汉人，用劳动改造就是惩罚了，没必要再人为制造其他的悲剧。
剩余的人将会被押解进关内，开始平整和拓宽京城到山海关的官道，还有一部分会被分派修建京城到宣大一线的官道。
朱由检预计，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极度落后的现在，单单这两处道路的拓宽和平整，就要耗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期间所需的钱粮物资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单靠刚刚趋于好转的国库是无法承担的，自己的內帑少不得又要动用大笔的银钱了，好在现在四海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银钱每日都如流水般淌进了內帑，所以费用倒是不愁。
监督修路的任务将由地方官府派遣官吏承担起来，而御史和锦衣卫则会一明一暗进行巡视和督查，防止工程中出现的贪腐行为。
因为这样浩大的工程中动用的钱粮数目太过惊人，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依照大明官场的陋习，贪墨是会百分之百的发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可是对许多官吏最好的写照。
有些人确实胆大包天，什么钱粮都敢上下其手。
就在五月上旬，锦衣卫就从宁远官军辎重大营内逮获了数十名联手贪墨军粮物资的兵部官吏以及随员。
这些家伙以大斗进小斗出的隐蔽手段，以及官场特有的漂没等名义匿下了近万石粮食，然后再借着运粮马车返回关内的当儿，偷偷将墨下的粮食运回关内，交于自家亲戚开设的粮店经销，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赚取暴利。
奉命负责暗中监视的锦衣卫早就对此有所防备，在侦知详情后禀报到都指挥使司衙门，骆养性随即进宫禀明情况，朱由检当即下旨查抄。
最终锦衣卫侦知的结果是兵部武库司一名员外郎、两名主事以及数名低级官吏事涉其中，这些人被拿获后于闹市斩首弃市，家产全部充公，家眷流五百里，其族中子弟所开设的店铺也被查抄，主要案犯同样被斩首。
因为此事，兵部几位堂官、武库司郎中皆被罚奉一年，朱由检在相关会议上严厉警告杨嗣昌等人，若是衙门内再出现类似事件，他们就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了。
罚俸是大明历代皇帝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段，以往这种处罚措施更像是隔靴搔痒，效果就如同罚酒三杯差不多。
但自从朱由检大幅度提高了官员的薪资后，罚奉就不再是不痛不痒的惩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牵扯到了自身利益，让被罚者也是肉疼不已。
就拿杨嗣昌来说吧，每年的俸禄是一千二百两，加上六百两养廉银，这一下子就等于被人偷了近两千两银子去，就算你再视金钱如粪土，心里不疼的慌才怪。
而两位侍郎一年的薪俸也只比杨嗣昌略少而已，武库司的郎中一年也差不多有近千两的收入，这好日子才过了几天，猛然间就短缺了一大笔正当收入，这几人真是恨不得把那些人的脑袋再缝起来，自己亲手再砍一遍方才一消心头之恨。
有关修路的方略经过简单调整后就可以实施了，而郑芝龙有关荷兰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却是有点意外。
郑芝龙在题本中声称，荷兰和西班牙以及东印度公司各自派出的特使已经到达福建，想亲自来京面见大明皇帝。
在题本中，郑芝龙还提到一件事：据从马尼拉逃回福建的商人讲，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对当地汉人展开了大规模地屠杀。
崇祯八年
第四百九十七章 捷报传来
郑芝龙的题本是跟随着郑家往来运粮的船队送来的。
自从郑芝龙封伯后，郑家船队一直不间断的从暹罗、交趾、占城、真腊以及三佛齐等国采购籼稻运往天津卫港口。
三年以来，郑家已经先后向京师输送了大约一百五十万石的稻米，加上湖广、江浙各行省每年从大运河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这才使得流贼荡平之后，北方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流民，仅凭这一点，赏给郑芝龙伯爵位子就非常值，甚至是物超所值。
郑芝龙在题本中言明，这次荷兰、西班牙两国特使是为了台湾一事奉命而来的，他们要求三国划定区域，共同管理台湾。
崇祯十年台湾岛上的明军全歼来犯的八百名荷兰步兵，这让荷兰驻台湾岛的最高长官普特曼以及东印度公司代表巴列维特感到震惊和悲痛不已，同时对明军武力的强大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八百名勇敢善战的将官士卒，携带着野战炮和重火枪，竟然会败在被他们视为土著般的明军手里，并且是全军覆没，无一生还，那明军该是怎样一种恐怖的存在？
荷军无一生还的消息还是郑家船队派人通知了普特曼和巴列维特，并且还告知二人，因为台湾地区气温过高的缘故，荷兰士卒的尸体已经被埋在了一个大坑里，连骨灰都无法带回故国了。
出现如此重大的伤亡，普特曼既感悔恨又觉悲凉。
悔得是不该听信范·戴克那个莽夫的话，白白葬送了八百名士兵的性命；悲凉的是这件事传回国内，自己在台湾岛一言九鼎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很快就会有人来替代自己了。
在台湾这五年，自己的家族通过垄断福建沿海的白糖生意发达了起来，随着台湾岛甘蔗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普特曼本以为以后可以继续大发横财，没想到这次意外事件让他的发财路子突然断绝了。
那个该死的范·戴克！下地狱去吧！
在强按下心头的沮丧后，普特曼与在这件事上并无多大牵扯的巴列维特简单商量一番后，决定由巴列维特立刻乘商船返回荷兰本土，向荷兰政府的高官们就此事的前后作出详尽的说明，然后等待高官们作出应对和裁决，而他继续留在台湾岛等候消息。
因为骤然损失了整个驻军一多半的兵力，虽说不管是乌特勒支堡还是热兰遮城的防御火力都十分强悍，但因为害怕具体情况不明的大明官军发动强攻，普特曼还是下令各个堡城加强了警戒，荷兰平民也尽量减少出城活动的时间，以提防明人的突然袭击。
而西班牙人之所以这次也来凑热闹，纯粹是在听闻荷兰人在台湾岛上大败亏输之后，想要借机分薄荷兰在东亚一带的利益。他们对于在马尼拉屠杀一事并没有任何罪恶感和负疚感，并且认为此事与大明朝廷没有关系，因为在西班牙人的眼中，在马尼拉的汉人并不是大明人。
其实不光是西班牙人这样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大明境内更是大行其道，而且在朝廷官员中最为普遍。
因为这批旅居或侨居在菲律宾等南亚诸国的大明人，绝大多数是从大明逃过去的。
自太祖时期封海之后，闽粤之地大批从事与渔业有关产业的人便携家带口的逃离故土，乘船逃往了南洋一带。
这种情况随着大明中期对海禁的放松有所缓解，但仍然时有发生，这些人被官府视为了躲避税收的叛逃者，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胞骨肉。
加上郑芝龙所说的这次屠杀汉人一事，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已经是第二次搞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了。
万历年间的马尼拉屠杀汉人事件中，有多达两万五千汉人死于西班牙军队的屠刀之下，而万历皇帝获悉后，直接将传回讯息的商人张嶷以“欺诓朝廷、生衅海外”的名义斩首，并且仅仅是下令福建巡抚发文斥责西班牙人而已。
在这件事上，万历还不如郑成功做的好。
原本的历史中，在获知西班牙人第二次大规模屠杀之后，郑成功派人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下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否则将会亲自提兵前往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