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 第6节

我走在幽深的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森严和神秘,心里有些发慌。几位副团长在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我。马奇同志今天没在。

“雷默,马奇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不太相信,想再考核考核。”一位副团长说。他们让我谈一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来之前多了个心眼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本著作我都翻了翻。

“这本书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其实我对这本书也就知道这些。几位副团长对我能回答这三部分就很满意。

“你的专业生态学是怎样一门学科?”他们继续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哲学问题,因此,生态学与哲学之间是相通的。”既然问到了我的专业,我就极尽发挥之能事。

在攀谈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副团长说:“很好,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离开省委大院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毕业论文答辩后,我从《东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东州市政府研究室招聘三名工作人员,其中要一名学生态的。我一看与我的专业有关,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考试那天早上,由于着急参加考试,骑自行车闯了红灯,我心想,坏了,警察要是扣我的车就耽误事了。

警察一过来,我就满脸堆笑地说好话。也是老天爷成全我,警察那天的心情不错。他说:“你怎么回事儿?下次注意,走吧。”我喜出望外地骑上自行车就消失了。

考试很顺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的分配原则叫双向选择。省委讲师团一事我已抛在脑后。

市政府研究室通知我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就参加了市政府机关运动会。开幕式上,研究室方队人人拿了一把羽毛扇,好像人人都是诸葛亮一样。

我走在方队中感到很自豪,研究室是市长的智囊团,我是市长智囊团的一员,心里很得意。

可是麻烦不久就来了,研究室人事处到白山大学研究生部拿不到我的档案。研究生部王主任说,两个月前就被省委组织部拿走了。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与省委组织部沟通,回答很简单:“这个人省里相中了,让他到省委讲师团报到吧。”

研究室人事处的同志据理力争,但没有用,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已经开始介入东州市最大的软科学课题《东州市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

那是一段很灰色的时光。我在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了半年多时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人事处的同志费尽心机还是拿不到我的档案。我也动用了父亲所有的关系,最后打动了马奇同志。

马副主席要找我再谈一次话,于是,我再次走进省委办公大楼,走进了那条铺着红地毯的幽深的走廊。

在马奇同志的办公室,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

“雷默,人生的路怎么走就在一念之间。讲师团很清静,市政府很热闹,但是钱钟书先生说过,‘你愈听得见喧嚣,你愈听不清声音’,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马奇同志的话让我很震动,但我已经不可能更改选择,我为这个选择付出了太多。

“我们已经安排你到省委党校进修一年。”马奇同志遗憾地说,“既然你不愿意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可惜的是我们浪费了一个研究生指标。好了,年轻人,祝你前程似锦,好自为之吧。只怕你有一天要后悔的。”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初留在省委讲师团,人生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想,也不能去想。可见,我与官场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我与张国昌是一个知遇之恩的错误。

9、赌徒

张国昌原本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由于天资聪颖被招聘到市政府研究室,很快便升任为工业处副处长。一次与主管工业的副主任出差,回来后向市政府秘书长汇报被考察城市的工业情况,副主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秘书长说,国昌啊,你做做补充吧。

张国昌口才极好,他抓住机会口若悬河,条理清晰一二三四五,说得秘书长频频点头。这次汇报不久,张国昌就被破格提拔为市计委副主任,不到两年又升任副市长。张国昌在官场上升得太顺了,顺得让人眼晕。

但是张国昌毕竟文化底蕴有限,他在进入街道办事处之前只是个药材店的仓库保管员。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张国昌在官道上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明显感到自己的文化底蕴力不从心,在驾驭全局时有些吃力。他想在文化理论上找条拐棍,他实际上物色了好长时间。

在一次接待香港外商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幸坐在张国昌的小轿车里,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

“雷默,你在《东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很有见地,我看你就调到办公厅来吧,研究室的工作太虚,年轻人还是要多干点实事,多开阔眼界,我看你就调到综合二处跟着我吧。”张国昌斜躺在后车座上说。

我当时听了激动不已,大有不知所措之感。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任副处长了。

应该说,张国昌身上有一种草莽的魅力,此人天资聪慧,却又不学无术,满嘴脏话中充满了哲理:“有的同志工作起来忙不到正地方,满场跑就是不进球,还有的同志一天到晚狗操猪稀里糊涂。这不行,跟我干活就得脱裤子坐板凳,板是板,眼儿是眼儿。我喜欢总结过去老地主的工作方法,就得让干部少睡觉,多干活,干好活,在我面前即使你是个混蛋,我也要叫你不敢偷懒耍滑。在我眼皮子底下能躲过去,是树林里放屁——凑巧了。什么叫领导方法?我看就是让大家都干活,别闲着。凡事儿都有一个理儿,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没有毛就是棉裤薄。”

张国昌看上去有些侠肝义胆,又充满了匪气。他跟我说过,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有流氓的劣根性又有追求儒雅的理想。这种性格上的两重性让他很痛苦。

据说张国昌的爷爷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就曾带领一帮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抢占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后来这家地主引来了日本人,张国昌的爷爷领着全家逃了出来,叔叔、大爷却被活活地烧死了。

所以,张国昌身上有一种天然的英雄主义血统。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做匪气。他从小就是孤儿,一边吃百家饭,一边发愤出人头地。

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张国昌也上了山下了乡,在一个叫做丁家堡的地方认识了孟丽华。孟丽华是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

一次,一个村霸对孟丽华欲行不轨,被张国昌发现,他夺过一个车老板儿的马鞭把那个村霸抽得满地打滚儿。孟丽华就这样爱上了张国昌。

张国昌从小很喜欢听《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当上东州市副市长以后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一段还迷上了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他没有时间看书,我只好给他搞了一套VCD,他一连看了三遍。

也难怪,连领导人也爱看二月河的作品。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到东州视察时还说,你们一定要读一读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康熙打了三次大胜仗,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税收、海关。当时张国昌正好主抓东州市的税收和海关工作。

应该说,张国昌在东州市担任副市长这几年是有些政绩的,他做事务实,善于与大外商交朋友,但是,人一旦有了锦帏绣榻、锦衣玉食,便容易忘记过去,他的天性就是一匹无缰的野马。人一旦失去了束缚,恶的一面就会占上风。

张国昌从小就嗜赌,男人大多是喜欢刺激的,凡是刺激的东西都会使人上瘾,好的刺激可以使人上天堂,恶的刺激可以使人下地狱。张国昌对赌上了瘾,赌是最刺激的一种挑战。张国昌先是赌钱,赌前途,最后赌命。赌徒没有不输的,张国昌赌注下得太大,他不仅输掉了政治生命,更输掉了肉体生命。

张国昌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英雄梦没有实现,却成了一代枭雄。贩毒的头子叫毒枭,张国昌嗜赌自然可以称为赌枭了。

其实,张国昌豪赌,李国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国藩起初对张国昌是马放南山。张国昌认为是一种信任,着实奔跑了起来。等张国昌占山为王以后,李国藩紧张起来,再加上挑拨离间者乘虚而入,李国藩陷入圈套。

有人怂恿李国藩给张国昌缚上一根缰绳,李国藩知道缰绳已经没有用了。他说:“随他去吧,但愿他悬崖勒马。”

但是张国昌根本不满足于南山,他还要占领东山、西山、北山。他渴望着寻找自己世界之外的世界,为自己下了飞蛾扑火的新奇赌注。结果,李国藩江湖老辣,他给张国昌布满了绊马索,张国昌就这样栽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0、移民

圣诞节之前,我妻子杨娜回国了。这次在美国波音公司培训收获颇大。俗话说,久别赛新婚,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更为迫切。我有一种做了坏事急于补偿的心理,只是乞求对方怜悯的一种欲望。

杨娜在美国交了许多美国朋友,经常半夜打电话来,我的英文不好,每次接电话都很尴尬。偏偏杨娜产生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她看不惯国内尔虞我诈的工作环境,她更想摆脱“李张大案”给我们家庭带来的阴影。我无所谓,反正已经辞职了。她有欧美经历,办技术移民应该没问题。

我们去了东州市最大的一家移民公司。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个子只有一米五、文质彬彬的朝鲜族女孩,她自称是这家公司的头儿,这是一家总部在加拿大的公司,分部遍布国内各大城市,她姓金,人很干练。

“之所以到贵公司来,是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就是贵公司办往加拿大的。”杨娜听金小姐介绍完公司的业绩后说。

“你这位同学是我亲手办出去的,既然是熟客介绍来的,我们理应优惠一些。”金小姐听了杨娜同学的名字后笑了笑说。

金小姐给了杨娜一大堆表格。杨娜很兴奋,她对未来的新生活欣喜若狂。

一段时间杨娜一直忙于移民加拿大的准备工作,丢了很多年的法语又捡了起来。白天与加拿大的同学通电话,晚上听雅思。所有的证件、大学成绩单都准备齐了,所有的表格都填完了,我们又一起去见了金小姐。

金小姐很忙,十几名已经拿到签证的客户正在做最后的培训,更多的人是和杨娜一样只是填了表格而已。

金小姐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金小姐,既然去加拿大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你为什么不移民呢?”我好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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